赵树凯

当发工资演变为新型“中心工作”的时候，当“抓发展促稳定”转变为“抓工资保稳定”的时候，乡镇政府处理事情的角度、方法、重心都在悄悄地改变。

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２０来年，基层组织既推进了改革，也改革了自身。但总的来看，基层组织对于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不适应，或者说，基层组织已经明显地滞后于整体的改革进程。现在的乡村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的这种不适应。其中乡镇普遍面临的财政困境最不容小觑。

乡镇财政的压力表现为，首先要保证完成上级规定的税收上缴任务，其次要保证乡镇本身的工资发放。从全国来看，中国８０％左右的乡镇难以足额按时发放工资，在我们的调查中，所有乡镇都有拖欠工资的现象，有的拖欠半年以上，而且愈演愈烈。我与乡镇领导人座谈，最经常听到的感叹是“最大压力是怎样保证把工资发出去”。在许多地方，乡镇领导人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赫然增加了“工资能否按时发放”一项。

工资问题直接关系乡镇政府的运行和生存。面对生存困局，我们看到基层组织正在出现一种令人忧心的变化：在运作过程中，越来越把自身存在作为重要目标，组织本身越来越具有自利性。或者说，在许多情况下，基层组织变成了自己利益的代表。

乡镇干部对于乡村工作现状的看法，虽然相信前途应该是光明的，但是却有更多迷茫困惑。第一，他们不知道已经积累的乡村债务该怎么还，谁来还。在笔者调查过的河北和山东的８个乡镇中，谈到自己乡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务，连最乐观向上的乡镇党委书记都回答“不知道”，税费改革以后不举新债已属不易，偿还旧债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