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伍

第一次听说杨继年十一岁就坐牢时，我不禁嗤之以鼻，“您在编小说吧？”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三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纪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修饰有何意义？

老伍：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１１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１０年；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又被加刑３年。老伍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伍：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伍：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伍：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蒙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３４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５０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多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