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潼

她父亲一直是个爱漂亮的人。在生活艰困的年代，他对一头灰黑夹杂的疏发也不马虎，定期找师傅修剪，自己天天梳理，务必像个模样。若逢他自己圈选的重大节庆，再搭配那套米白西装，“四十年代黑狗兄”的标准形象便重现了。

她权充父亲的专任剃头师，是在父亲的化学疗程过后半年。

每次回娘家看他，总问些“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睡得着吗？”“哪里还不爽快？”问得父亲总单字回答，问得她问不下去、接不上话。

那天的冬阳特别好，捧一盆开得正香的虎头兰回家，赫然看见父亲穿着那件米白西装，独坐阳台，仿如等谁一起出门。她不敢惊动父亲，捧着虎头兰悄悄走近。

父亲被花香招引回头，看花，再看她。眼里有泪光，“想出外走走，好久没四处走。一头乱蓬蓬，走不出去。”父亲又笑说：“这盆叫‘台北小姐，很香。那天有个卖花的开车经过楼下，一路喊‘台北小姐，台北小姐，喊他买一盆也喊不住。哦，这款香味，人闻着就清爽。”

那天，她就将“台北小姐”安置在阳台，端来一把圆椅，在温煦冬阳下为父亲理发。所有理发器具就地取材：妈妈的两条厨房围巾、梳妆台底层搜出来的长柄发梳和一把用途不明的太阳牌剪刀，外加老爸用了三十年的大同牌电胡刀。就这样，父亲穿着米白西装，让她修剪头发，居然从正午剪到天光渐黯。

她盛赞父亲是个最好的理发顾客；不照镜子，当然也不要求发型，对客串师傅的资历不在意，对她的技术和眼光给予全然信任。

父亲似乎也忘了出外走走的念头，有“台北小姐”作伴，盛装端坐阳台，一径微笑，任她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