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转轨，是以一轮新的经济调整为前提的。在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调整吗?对此，中共决策层一直争论不断。调整是在争论中困难地向前推进的。这次经济调整，使中国大规模引进的步伐推迟了几年，但它舒缓了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性危机。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相联系的，它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

陈云质疑大引进计划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从中央决策层到理论界，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切心情。中国经济事实上存在着的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危机被广泛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这种恢复性增长使许多人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到了。１９７７年编制十年规划时，提出到１９８５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６０００万吨、粮食８０００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１２０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３０个大电站、６条铁路新干线、５个港口等等过高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１９７７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１９７８年２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

与过去不同，这一次的高速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大规模引进的可能性。中央领导人，不只是华国锋，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１９７８年６月下旬，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