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西城

我初见金庸，是在一九七五年。

那一年，中日反霸权问题闹得很凶，明报国际版的编辑毛国昆、毛国伦昆仲，为此特别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日本报界驻港特派员参加。明报方面，出席的有金庸与司马长风。

那时，司马长风是著名的文史和政论作家，所写的“集思录”，刊于明报副刊，拥有大量读者。而金庸除了以武侠小说驰誉外，每天都在明报写一段社论。他的社论，言简意赅，见解透辟，很受读者欢迎，同时也引起了政界的注意；甚至有人说：“明报之能够畅销，跟金庸写的那段社论很有关系。”

事实是否如此，不敢确定。但是，的确有许多人是为了看金庸的那段社论而买明报的。

当时司马长风跟金庸出席这个座谈会，说明了明报对中日反霸权问题的重视。由于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大部份是日本人，所以毛国昆便央我出任通译。

老实说，以我当时的日语程度，还不敢说能够胜任愉快，可是当我听毛国昆说金庸也会出席时，我的勇气便来了。因为我一直是金庸迷，他写的武侠小说，我全都读过，而且还读了不止一趟，而是像倪匡那样一看、再看、三看的读下去。

座谈会的会场设在中环一家酒店的会议厅里，我去到时，金庸还没有来，倒是嘉宾已来了几个。毛国昆一一为我介绍，有读卖新闻的本池滋夫，东京新闻的＄浩，每日新闻的中山……其中除了本池能说一点国语之外，其余几位都只能讲日语。

我们闲谈了一阵，司马长风来了。本池因为看得懂中文，拜读过司马长风的文章，所以跟司马长快便谈得很投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