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张　闳

怪异杂陈的资讯消费

跟学院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批评群体具有更加暧昧的特点。基于市场利益的塑造，它拥有一个貌似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的外貌，同时又保持着对体制的隶属身份，这使中国的媒体批评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双重面目。尽管主流媒体仍然受权力话语的支配，但随着商业语境的迅速扩展，非主流媒体已越来越趋向于把消费（受众心理和市场效益）作为批评的核心尺度。

毫无疑问，与学院批评的陈腐、刻板和顽靡的书写性相比，媒体批评是言说性的，它更类似于声音而不是文字，并总是呈现出更加明快的色调。媒体批评家没有重建国家理性的雄心，却在商业利益的强大内驱力的支配下，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恶俗与鲜活、谄媚与攻击性、敏锐和失察、反应快速和用过即扔的特性，怪异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资讯消费时代的奇妙景观。

耐人寻味的是，媒体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总是在互相打量和互相鄙夷。多年以来，媒体批评一直在竭力排挤学院批评，力求取而代之，以结束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院精英批评独霸天下的格局。市场坚定地支持了这场颠覆运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清洗，以权力话语为特征的僵硬的学院批评的声音，在媒体中已经日益衰微，而娴熟地运用“时尚话语”的记者，逐渐成为支撑媒体批评的主干。

不择手段“吸引眼球”

基于市场原则的媒体批评的立场总是游移不定的。“公众注意力”成了媒体消费主义的发动机。所谓“吸引眼球”，业已成为媒体的关键词，以致一些道德可疑的知识者为了追求“眼球”的数量，可以不择手段，不惜弄虚作假，用流行的词汇叫做“做秀”。无论是吹捧还是谩骂，都有可能被利用而成为商业炒作；一些人甚至自爆丑闻，以向公众献丑来博得“红颜一笑”。这种厚黑化的倾向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而被称之为“文化口蹄疫”，它与学院腐败一起，构成当下最具摧毁性的“文化病毒”。

这种由媒体消费制造的广场式的喧嚣风光，令象牙塔里的学院派黯然失色。尽管学院派呼吁自己加强自身的岗位意识，以抵御来自传媒的诱惑，但出于利益驱使，学院精英总是向传媒暗送秋波，指望得到公众的热吻和拥抱。某些学人动用媒体“炒作”手段来打扮自己的公共形象，令学术在腐败之余又陷入媚俗。近年来充斥于出版市场的大量所谓“学术随笔”、“思想随笔”，无非就是1％的学术思想加上99％的可口可乐勾兑而成的大众精神饮料。

另一种流行的折中策略是以“学理”的方式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以期从这类研究中获取来自学院和大众传媒的多重褒奖。这些年颇为热门的“大众文化研究”，就是一个精彩的佐证。学院批评家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热心看客，并在这块夹生的学术“比萨饼”上，撒满了生硬的西方文化批评术语和艳俗的大众时尚关键词的碎屑。

媒体批评=记者批评

媒体批评的核心就是它的话语资讯性，也即它所蕴藏的新闻含量。其次才是它的“态度”和“立场”。媒体批评其实就是“新闻叙事”的一种扩展。媒体批评最初可能只是一些被写坏了的丧失客观性的消息报道，而后竟然演变成了对消息本身的公审。中国媒体利用其自身的记者资源，构筑了一个错误的批评语境，以致中国媒体批评最终等同于“记者批评”。而在一个更加健全的制度里，媒体批评主体不是记者，而是职业化的民间专栏作家，他们是真正的研究者，拥有关于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精确的判断力，以保证媒体批评的判断力、公正性和预见性。

尽管中国的“记者批评”因其独特的事件现场作业方式，而显示出敏锐、快捷和更加感性的特征，但它总是在许多领域暴露出浅薄无知的弱点。“记者批评”的这种即时性和弱智化，使之无法深刻地参与到历史化过程中去。其话语价值寄生于即时性的事件，本身没有语意和话语价值的再生产能力。在事件本身的关注价值被消耗殆尽之后，话语即沦为空洞。因此，除了其中包含的某些“新闻叙事”可作为编年史材料外，媒体批评并未给这个时代留下真正有价值的文本。作为一种资讯快餐和大众娱乐节目，它总是在被公众消费后成为速朽的垃圾，遭到“岁月程序”的无情抛弃。时间是中国媒体批评的头号敌人。

然而，由于中国媒体批评具有迅速再生和循环的机能，它并不担忧资讯的速朽，恰恰相反，它以庞大的读者市场为后盾，形成有力的舆论控制力，并在资讯消费的自由选择中构筑着媒体话语的超级霸权。在某种意义上，批评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示，而垄断性的批评则构成了强权。媒体批评依赖这种资讯垄断和批评威权地位，最终成了当下文化批评的“主流”。

（本文摘自该书，标题为本刊所加）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一卷 朱大可，张闳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1 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