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肃

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火车头

自从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当今之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愈是发展，科学技术在其国民经济、社会物质生活乃至精神文明中的地位便愈是突出。

科学技术在过去两三百年内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此前整个历史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不知多多少倍。当今世界的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日益连成一体。如今，电报电话、高速公路、电脑、机器人和人造卫星等等，都已被公认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连可口可乐饮料、卡拉OK演唱方式等等都已进入千万民众的家庭，成为跨国界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互联网把整个信息世界尽收一台电脑屏前，坐在家里分秒之间便可调阅世界上一切可得的信息档案，“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把人们的眼界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甚至还通过虚拟世界而模拟现实，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试验、训练飞机驾驶员和战争演练，这些尽管都不是直接的现实，却可达到补充现实的惊人成效。

体制和文化是中西科学发展差异的原因

任何一个社会的科技现代化都不是自然而然、一帆风顺地实现的。研究政治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有关学者，日益感到科学技术发展的体制因素的重要性。即使是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初期，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体制条件。

最简单的一个对比是：牛顿力学在西方世界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几近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多少量的扩展和质的突破。而在此前的数世纪内，中国曾经产生过领先于世界的辉煌的技术发明。

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社会体制。在当时的西欧，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以利润为根本杠杆的工商业的自由竞争，像魔力一样唤起了人们的工作和创造潜力，科学技术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人文主义运动从思想上解放了人，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进一步摧毁了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封建的社会关系，把人从奴役关系下解放出来；学术和思想自由，鼓励创造发明的氛围，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得到的丰富的经济资助、空前提高的社会地位，科学院和学会等科学共同体组织的建立等等，都促进了科学家和发明家之间的交流，对创造发明起到了直接的鼓励作用。

此外，欧洲传统文化，特别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所留下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近代西欧在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不断创立系统的抽象理论和学科体系。而当时中国的情形几乎正相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有所加剧；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根本价值观的孔孟之道，则以种种传统的枷锁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思想禁忌比比皆是；对工商业的种种官方的限制和对商人的歧视也使人们无法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竞争，发挥自己的才能；而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的资金条件很差，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受行政长官的随意压制和摧残，科学同仁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交流并捍卫自身的权利。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但当皇帝觉得不再需要此类航海时，一声令下，便使之销声匿迹。而西方却不断地在商人和冒险家的推动之下直至发现了一个个新大陆和群岛，国王们曾经赞助过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但这些活动本身却不是国王一声令下便可禁止的。因为西欧的社会条件，特别是商业、冒险、科技发明和发展海外殖民地的互动已经使这样的禁令难以生效。

不应该孤立地看待科学革命

正是在西部欧洲，最早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革命，而这种革命决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相互推动的，三者紧密相联，甚至缺一不可。一些人只看到西欧的科技革命，却没有看到另外两类革命的同等重要性。没有工业革命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商业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新成果就不可能普及，不可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政治革命，也就难以解放生产力和科技发明，保障公民包括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言论和创新的自由权利，各种天才的思想和发明也就难免胎死腹中。同样，科技革命成了工商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造就了大批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专职中产阶级人士，为政治革命创造了社会和思想条件。

由此可见，社会体制条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而是息息相关、不可缺少，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决定性的。如果说，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个别科学家和发明家只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依靠自己一生勤奋、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钻研，一般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高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由于更加依赖高深的基础理论和庞大而复杂的精密仪器设备，因而更加依赖科学技术的体制条件，包括科技政策、资金来源和各种刺激条件和反馈，与生产、贸易和信息流通条件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即使是在具有长期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由于政府干预的不断扩大，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在政府日程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第四次科技革命》顾肃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9定价：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