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礼文

2004年8月，我接到青海西宁铁路分局一位名叫冯文超的热心读者打来的长途电话。这位出身于工人家庭如今已是一名干部的中年人告诉我，他读到2004年第4期《收获》上刊登的余秋雨写的《借我一生》，文中用一种鄙视的口吻说，上海工人作家只是写了点粗陋故事“混”进作家协会，只会把忏悔读成“千悔”，还说“文革”中工人作家不是被张春桥赶回厂，而是因胡万春两性关系问题被押送回工厂等等，使他读后感到有点气愤。他说，即使你们这批工人作家在“文革”中有缺点和错误，余秋雨也应该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进行批评帮助，而不应该嘲讽挖苦甚至横加罪名对待你们。我听了他在电话中的叙述，一时无法回答，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看到余秋雨写的文章。我只得向这位热心读者保证，一定尽快把我的读后感受，实事求是地告诉他。

于是，我赶紧找来这本杂志一读。

余秋雨把他的《借我一生》称作“记忆文学”，像是要说因为是“记忆”，就可能有记得偏差之处。但他所写的上海工人作家一些事，却是指名道姓有地点有行动，使人读了不能不相信他说的全是真事。且看，他是怎么写的：

余秋雨谈到“文革”中，他们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派”与“工总司”如何挂上钩后，接着写道：

“事情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作家协会里已经涌（余秋雨这里写的倒不是‘混字）进来一批以胡万春为首的工人作家。他们写过几篇充满强烈阶级意识和反映‘大跃进时期车间生活的粗陋故事，一时颇受思想‘左倾的上海市委领导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