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鸿雁

像大厚、黄君那些人一样，文革的结束也是鲁宁人生稍息、立正，向前走的起点。在小姑娘红英的眼里他们这类老咀山矿的“残渣余孽”偏偏都是令人瞩目有些个特殊气质的人，他们不是右派就是历史交待不清者甚至是有特务嫌疑的里通外国者，除了大厚是个例外——他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曾经经历的牢狱之灾、下放农村等等动乱生活是他们个体生命独自痛苦挣扎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些可以飞的鸟类忽然扇不动翅膀，只好变成一个自由落体——从天空下坠、下坠！他们那时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是因为像他们那样煎熬着的人不少，他们有伴，周围没有谁比他们舒服到哪儿去。

突然间，“残渣余孽”们都扬眉吐气了。

这种解放首先在他们的衣饰上有了悄悄的变化。大厚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让人忘了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老咀山矿每一年的寒冬，大厚一直在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脖颈处围一条赭石色的羊毛围巾。在红英的眼里那样围围巾的人是知识分子。厂里面的工人们第一舍不得买那样漂壳洋气的羊毛围巾；第二想买也买不着，大厚的羊毛围巾是回北京探亲时买的；第三老咀山矿人的围巾都是自家的女人们编织的，这样节省。工人师傅们围围巾可不是大厚那种围法，他们是把长长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两圈然后打结系紧，反正不让一丝冷风灌进去。知识分子们就不同了，他们围巾的围法就是《红岩》里许云峰、江姐那样子的，前襟搭一截，甩朝肩后一截，搁现在来说这些细节上的差别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族群符号”，是一个人依自己的心理定位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