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权

文化大革命那个“乱世出英雄”的年代，我，一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经不住那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的考验，成了那一运动的“落伍者”。成了一个逍遥派。在那个时候学校无学可学，而我又没有“革命”的能力，也就只好退避三舍了。有时候我偶尔到街里看看大字报，壮着胆听几次吓人的批斗会，其他时间便把自己关在家找书看。

看书!在那个时代谈何容易。破“四旧”时，社会上的书该烧的烧了，该收的收了。当时，全县最大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就是因为一帮小青年在县文化馆偷书看引起的。那时，人们一谈起书就紧张。书店的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便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惟一的一部小说便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这部书，我实在是不知看了多少遍，因为到后来我已经能够把这三十多万字全部背下来了。我为了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说准确点，是为了有事干吧，便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社会关系；亲属、同学、朋友去借书，凡是能够找到的，如《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家巷》、《警世通言》、《警世恒言》等，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我都采取了拿来主义。就是这样，我的书源也出了问题，叫做“能源短缺”吧。我这个逍遥派便又开始“逍遥”起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从而改变了我的生活处境和生活方式，他把我载人了知识的海洋中，我一直把他视为最初的带路人。

我们相识是在县汽车站里。当时，我因为要到姑母家去，正在车站里候车，为了消磨候车的时间，便拿出本《古文百则》偷偷的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