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键

最近一部电视系列片——《晋商》吸引了我。

《晋商》本是一部经济史料片，又加上电影艺术手法处理，观看起来是一部恢弘大气又有韵味的经济史诗，它讲述了在中国明清两代繁荣了五百年的山西商人群体的兴衰。在极其贫瘠的土地上，无可聊生的山西人唱着《走西口》，背井离乡来到内蒙、宁夏，从磨豆腐，当马伕起步，诚信立身，以义制利，冒常人所不敢冒之险，忍常人不能忍之苦，成功展开了对蒙古、俄罗斯的边境贸易，进而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银行业态——票号。票号集存、贸、汇兑功能于一身，实现了金融资本与商业经营的良性互动循环，晋商从事的贸易一度占到清政府国际贸易总额的40%，朝廷户部三分之一的银子存在山西票号。晋商的成功从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山西大院中可以观其端倪。

晋商的繁荣让我联想起今天的浙江商人群体，浙江商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商人群体之一。浙江商人务实、低调、专业，能吃苦，重信用，创造了浙江增长的经济奇迹：全国百强县浙江占26个，浙江萧绍一带的工业用地地价超过上海，绍兴、宁波的城市房价超过深圳，浙江发达地区的村长都开着奔驰、宝马。

浙江省长盛赞浙江老板“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吃苦精神，浙江商人之间借贷也常常是“万两银子一句话”，没有任何抵押甚至没有担保，但是极少有人爽约。作为中国现代化社会最成功的商人群体，其商业成就也大有赶超前辈之势。

《晋商》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那就是票号群体在走向繁荣巅峰后，为什么在20世纪初集体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