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慧

1939年8月上旬，鄂南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又名何彬)，经过长途跋涉，到了重庆红岩，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组织汇报了鄂南的形势。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他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参加了办事处为平江死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写了《鄂南工作情况报告》。在红岩20多天中，他吸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革命斗志更加旺盛了。

9月，南方局派何功伟到宜昌湘鄂西区党委工作。9月11日，伺功伟在湖北松滋县刘家场参加了中共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钱瑛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会议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区党委，钱瑛任书记，蔡书彬任组织部长，何功伟为宣传部长。1940年2月，钱瑛调回重庆南方局后，何功伟继任书记。此前的1月，何功伟在宜昌和区党委宣传干事许云结婚。1940年8月，何功伟与许云到达湖北恩施，在那里参加了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改组湘鄂西区党委为新的鄂西特委，由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长。会议结束后，当钱瑛得知许云已有近6个月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动不方便，决定调她到南方局。不久，许云随钱瑛去了重庆。谁知，这一去竟与丈夫成了永诀。

1941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峰，盘踞在鄂西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嚣张起来，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郑新民被捕叛变，供出了特委组织和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正在羊湾医院分娩等情况。特务如获至宝，立即到医院拘拿刘惠馨。但刘已于三天前出院，不知下落。诡计多端的特务刘裕绥，以谈恋爱的方式迷惑了医院里的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对刘裕绥说：刘惠馨住院时，有个男的经常来送鸡汤，此人最近被狗咬伤，常来医院换药。特务根据这一线索，在医院附近潜藏，等候那个被狗咬伤的人。此人正是何功伟。1月20日，何功伟被捕，当晚，刘惠馨也被捕。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何功伟等被捕，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心，积极进行营救。2月25日，他拟电向党中央书记处报告了这一情况。电文说：“1月20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捕去四百多人……书记何彬被捕，现正在设法营救中。”同时还派人去函逮请何功伟的父亲到重庆商量营救的办法。何功伟自被捕之日起，就将生命置之度外。他决心像被捕前说的那样，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审讯室里，特务玩弄各种花招，动用了火烙铁、老虎凳等刑具，妄图压服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何功伟镇定如常，从容对敌，使敌人的每一次审讯和拷打都归于失败。

敌人刑讯不成，使变换手法，派要员进行劝降。鄂西国民党的许多头面人物，络绎不绝地来到方家坝，这些人见到何功伟，总是先“夸赞”一番何功伟的风度和才华，说什么“你若不是误入歧途，倒不失为党国栋梁之材，只要你幡然悔悟，还是前途无量，鹏程万里。”接着又以封官许愿来拉拢引诱何功伟：“只要你交出共产党组织的名单，省府委员、秘书、全省青年领袖等职位任你挑选。”何功伟根本不吃这一套，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没有误人歧途，我一点也不后悔我选的道路，决不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

诱降失败，敌人又生一计，派出所谓“名士”、“学者”到方家坝同何功伟辩论，妄想动摇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3月下旬的一天，方家坝来了一位秃头的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同行的还有两三个人。这是一场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辩论。秃顶的老头子摇头晃脑地大讲了一通“共产主义是舶来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实现三民主义……”等理论，何功伟用坚定平和的语调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老头子听了高兴地连连点头，以为自己的“高论”把何功伟征服了，谁知何功伟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要实现的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三民主义。可惜今日某些党国要人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实行的却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大业的害民主义。”老家伙听了，气得脸色发紫，但仍不甘心失败，眼珠一转，阴阳怪气地说：“何先生，你看一看共产党抢占的地盘，割剧的边区，共产共妻，迫害青年，种植鸦片，民不聊生……”不等他话说完，何功伟一阵哈哈大笑，豁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声斥责说：“你老先生箅了吧，你说的这些鬼话，叫谁相信呢?”他指着面前的“说客”说：“你们说共产党‘抢地盘，这话一点不错，但是我们的地盘是八路军、新四军抛头颅、洒热血从日本鬼子手里抢来的，而这些‘地盘正是你们丢失的国土!”“你们说边区‘民不聊生，这话纯属谎言，谁都知道。边区是中国最民主、最光明的地方，也是实行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你们敢不敢组织一个参观团，把这里关的青年也请去看一看，到底是边区还是国统区‘民不聊生。”何功伟义正辞严的一番话，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何功伟乘胜追击，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罪行：“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究竟是谁在残害青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何功伟的话就像一场春雨，滋润着每个难友的心田。这位主任委员在正气凛然的何功伟面前，无地自容，气急败坏地走了。

陈诚下令将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送往恩施，企图用骨肉之情来软化何功伟的革命意志。国民党特务利用老人盼儿出狱、的心情，对老人甜言蜜语，威逼利诱，说什么“只要功伟‘回心转意，登报脱离共产党，马上可以出狱，如果功伟愿意，还可以出国留学。”当老人把当局的这些“条件”转告何功伟时，何功伟对父亲说：“爷(注：咸宁方言喊父亲叫爷)，你不要信他们的鬼话，我抗日救国无罪，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死而无怨!你就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何父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10次。何功伟多次劝父亲不要为这毫无希望的“营救”而劳碌奔波，为了催促父亲早日回去，他便将两个多月前在狱中写给父亲的信重抄了一遍交给父亲，信中写到：

……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囚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乱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死后实难瞑目耳!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

全文1194字，字字铿锵。这封信原来并没有寄到何父手里，而是被特务截住给了陈诚，陈减看后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国民党怎么没有这样的人材!”他在信上批了“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12个字，将信扣压。何父将何功伟重抄的这封信秘密带出，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才交给党。

何父千里探监是为了营救儿子，当面讲不通，就在恩施城里给儿子写了一封“一字一泪”的信，何功伟针对父亲的思想，写了第二封信：

“……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淳，一字一泪，不忍卒读……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我一家人之幸福也。淮无妻儿?儿安忍心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老人读罢，悲痛和感佩交集。

最后一次探监，老人和儿子一道在谷仓中睡了一夜，父子俩难以入眠，彻夜长谈。父亲最后的努力仍然失败了。老人怀着无限悲痛和惆怅的心情，踉踉跄跄地走了，何功伟的“头可断，头不可点”的豪迈誓言，迅速传遍了方家坝管理所。

两个月后，许云在重庆八办收到了何父辗转带来的何功伟给妻子的诀别信。信中写到：“在临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此次的被：捕，由于我自己的不慎。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苹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遗书和遗诗，并于 1942年4月18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6月7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二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

“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中共中央青委的这副挽联，表达了全党和全国青年对烈士一生高度赞扬和深切的怀念。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南方局为国民党杀害的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等人开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