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物论

《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

杨松华 著

北京出版社

200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大一统”一语始见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由《春秋》开篇纪年之辞而导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纲领，此种“微言大义”虽不甚合于西人标榜之形式逻辑，却深刻彰显了国人的文化心理。《公羊传》所言之“大一统”还仅限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过其间已见两个层面：疆域统一，权力垄断。后世所行之“大一统”在疆域统一方面只维持了动态平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乱交替，轮回往复，而在权力垄断方面则不断拓展深化：诸侯封建太危险，设郡县、削藩国；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之坑之罢黜之；天下英雄入彀中，不为君用即诛灭……

环视全球，“大一统”可算得上是中国特色：每次分裂之后总是顽强地重新统一，并层累地生成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专制集权制度。洋人对此自愧弗如、困惑不已，只好发明 “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之类理论强作解人，而其解释能力终究可疑。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遭遇“他者”时的一句遁词，盖欧洲模式于世界历史并非规律而属例外，且亚非拉也各有其特质，既言“亚细亚生产方式”，当然也可言“阿非利加生产方式”，更可言“欧罗巴生产方式”，此类帽子除作标签之外实在并无意义。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强调治理洪水和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社会需要使中国发育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印度同受洪水威胁、欧洲屡遭游牧民族冲击，它们为何没有“大一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