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一

我在国内教老外的时候，轻松自在，学生们能听懂我的话就不错了，没有功力跟我抬杠。上课时，他们都挺规矩，除了往我嘴里塞巧克力，往讲台上扔橘子之外，还没有太出格的地方。就算他们想出格，也找不着我——一下课，我就开溜，不让他们占便宜跟我练口语。

这一次到瑞典，有三大不同，第一是语言能力不同。我讲的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选这门课的都是搞中国学的，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汉语水平十分了得，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电视台上侃大山。除了某些发音有点怪，个别的方言口语需要用英文解释之外，一般交流毫无困难。交流是抬杠的本钱，这些家伙特别热爱抬杠。抬杠的原因千奇百怪，抬杠的范围无远弗届。你以为他们在中国呆过，应该了解中国，其实大谬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提的问题越古怪，抬杠捣蛋越拿手。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呆得短的就不抬杠，他们也抬，不过集中在词语和常识方面。

第二是教学方式不同。在国内我站在前头，学生坐在下面，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讲。在这里，讲台只是摆设，黑板（其实是白板，用炭素笔）基本不用。讲课的和听课的不分尊卑，围桌而坐。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就可以跑到前面去，像海德尔公园的政客一样发表演说，或者拿起炭素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师生界限，使学生有了极大的自由。听课的可以吃东西，可以随时出去喝咖啡，可以把腿翘到桌子上，还可以坐到桌子上——如果他愿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