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紫辰

五十年来，中国正统的外交理论一直奉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为主要指导思想。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２０世纪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除非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理论构建于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曾依此鼓吹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包括向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革命，当时他们认为，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弱小的苏维埃政权，若没有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支持，就必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所扼杀。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遵循理论的剪裁。１９２１年俄国大旱，数千万人濒临绝境。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没有乘机将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中煼炊慷慨送来了粮食援助。美国商务部长兼救济署长赫伯特·胡佛在两个先决条件--释放被关押的七名美国人和美方救济人员在分配救济物资时不受干预--被满足后，与苏俄方面签订了里加协定。美国救济署依照协定运去了七十万吨以粮食和药品为主的物资，光物资发放站就有１５０００个，共花费了６千万美元，除了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红十字会、联邦教会理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在这次行动中，至少有一千万以上的俄国人（多数是儿童）因为美援而获救。事实教育了列宁，使他认识到存在着新生苏维埃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在德国、匈牙利革命失败和红军兵败华沙城下后，"战争与革命"的外交战略便被"和平共处"取而代之。列宁的新外交方针为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准备了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时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为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学理性的解释。新经济政策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而要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学说。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依据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１９４６年８月，他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在回答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说：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１９４７年１月，陆定一发表《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后来陆定一曾说，这篇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泽东的，只是由他代笔，文章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实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也不是在苏美之间。"到六十年代，毛泽东进而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熞徊糠质侵秆侵蕖⒎侵藓屠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按照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周恩来积极促成了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达成。当时，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挟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威，认为越南问题应该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为主，实际上准备一鼓作气统一越南，同时不承认有越盟军队在老挝和柬埔寨。周恩来先是在日内瓦做范文同的工作，又到广西柳州市同胡志明、武元甲等会谈，说服越南领导人认清目前统一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暂时妥协。中越两党会谈达成的"七·五协议"提出，在越南争取十六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周恩来随即回到日内瓦，又和范文同彻夜会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最后，日内瓦会议各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越南以北纬十七度线一分为二，法军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越盟军队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印度支那成为和平区。１９５４年７月７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中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中国能够以和平共处维持现状原则决定朝鲜停战和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但不能接受以同样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可以承认两个朝鲜、两个越南，却绝对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和平共处外交路线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一直积极策划与美国缔结军事条约，但美国方面因担心卷入中国内战总是予以婉拒，一直到１９５４年５月杜勒斯仍告诫国民党政府"应该忍耐，等待可能有助于它的处境的总的形势的有利发展"。当７月中国政府发起"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并于９月初炮击金门，其间还发生了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击落英国客机事件，美国政府于１０月初终于决定与台湾当局订约。１２月１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１９５５年初，解放军相继占领大陈岛及其外围岛屿，而美国国会则授权总统使用武力协防台湾及其有关阵地和领土并批准美台条约，中美关系因台海危机而再次处于直接对峙状态。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提出"解放台湾"任务时曾经认为，如果再不提出并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则"将犯下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从实际进程来看，中国既不能像朝鲜统一战争得到斯大林支持援助那样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和援助来进攻台湾；也无以推动苏联以军事、政治实力与美国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对抗来减轻美国对台湾局势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实现解放台湾的目标。而中国与美国有关台湾问题的谈判，虽作了种种努力和姿态，却没有任何头绪。朝鲜战争后的外交政策调整竟形成了中国欲和有求于美国、欲战有求于苏联但似乎都求而不得的被动局面。这就使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的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他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重申关于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旨在鼓舞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斗志。１９５８年８月，他再次发起炮击金门，并提出以战争边缘针对战争边缘的对美斗争策略。这些言论和举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是对其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与美国缓和战略的挑战。中苏两国在外交路线和对美战略上的不协调开始暴露。赫鲁晓夫在访华时公开宣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穩固性。

中共在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指出，"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苏共领导人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各国（例如阿尔及利亚、古巴）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因此，和平共处应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说："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综上所述，两种和平共处之争似乎可以说是全局性和平共处总路线与局部性和平共处政策之争。当然，这种概括实际上并不确切。一方面，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否认中共方面的指控，认为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并声明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中共后来也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支持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只能是执政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否则就成了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就是说，中共外交路线的基石同样是和平共处，而不是"战争与革命"。

对于列宁和平共处学说的理解不同并不会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在意识形态争论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真实分歧。毛泽东不能容忍苏共领导人的以下言论："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中共不肯把自己的外交政策调整到围绕苏美缓和的方向，而坚持要求苏共把现行外交政策调整到为中共解放台湾服务的轨道上来。《六评》引经据典地说："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也就是说，苏联应当是中国解放台湾的"强大基地"，不应当由于担心爆发热核战争而成为中国解放台湾的障碍，和美国一起用"核手指"来吓唬中国。

毛泽东在率团参加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回到北京后，于１１月２２日晚上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不能限于和平共处。因为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帮助、支持以及执政的共产党支援世界革命、民族独立运动、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历史围绕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和平共处总路线"的逻辑展开，其结果却令人瞠目结舌。十五年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帮助、支持"变成了中苏军事对峙和小规模边境战争，连最起码的和平共处也谈不上了；中美关系则超越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结成了反苏"一条线"的战略准同盟关系；解放台湾问题则被搁置了起来。按照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说法：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它要不得。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

从１９５４年"一边倒"体制下的和平共处政策，到１９５７年开始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和平共处总路线"，到１９７２年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条线"，再到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从"一边倒"体制下的和平共处到"大三角"格局下的和平共处，这不是简单地回到出发点，而是一个上升的螺旋。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苏之间两种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事实上已经化为乌有。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早已完成，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武装斗争从总体上说失败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中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远非当年的苏美合作可以比拟，中苏关系也从军事对峙走向缓和。所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些问题一风吹。在发展交往方面，建议今后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不论是哪个牌号的和平共处学说，都是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第一，在敌强我弱的现实力量格局下，要争取和平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直接发生战争，更要杜绝主动挑起战端。但这不妨碍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来争夺中间地带。斯大林乐于见到中共在亚洲输出革命，毛泽东则企盼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战争"，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第二，抓住和平的"间歇期"，加快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做好未来战争的准备。按照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了实现经济超高速发展即"大跃进"，尽快完成与资本主义阵营一决雌雄的准备，必须以"剥夺农民"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必须实行国家计划经济；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把国防放在计划次序的第一位。第三，不论是以和平竞赛还是世界大战的方式，等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后，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就曾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对尼克松说，我们将要埋葬你们。由于有这第三条，由于和平共处学说是一个整体，因此，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与长期冷战并存，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