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昂

马年小寒，我十分崇敬并交往数年的公刘先生不幸病逝。闻此噩耗，我不禁从书房里找出先生的《仙人掌》、《不能缺钙》、《白花·红花》等著作，并取出刚从德国法兰克福歌德故居带回的一个纪念杯当作香炉，插上一炷檀香，轻轻点燃，面朝公刘先生的新居——合肥大西门方向默哀致意：刘老师，您一路走好！

很少有人知道，当警察的我与著名诗人公刘的交往竟起自一场不是论战的“论战”。那一年的冬天，我刚调到《警探》杂志不久，也是快要过年的时候，在安徽省杂文学会年会上，偶然得知公刘先生将要封笔，不再写杂文。当时，我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会议结束的当晚，我就奋笔疾书，不知天高地厚地给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杂文是作家用心灵和笔锋与时代相撞击的产物，鲁迅之所以成其为鲁迅，是他与他所置身的时代不妥协、不屈服、不退缩的结果。越是在社会变革、动荡不安的关口，越是需要兼具思想家和作家特质的杂文家站出来，用尖锐的笔触和睿智的思想启迪民智，指点江山……说实话，那时候我血气方刚，正是意气用事的年岁，而且对先生并不十分了解，只读过先生的一些诗歌和杂文，连他是电影《阿诗玛》的编剧都一无所知。出于对先生辛辣老到、一针见血的杂文的热爱，我斗胆进言，希望他老人家继续写作，不要封笔，否则会辜负一大批读者的期待，云云。

没想到，仅仅几天的工夫，一个套着安徽省文学院的信封送来了先生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