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

政府和官员打造城市名片的想法与球迷不健康的胜负观交织在一起；职业足球俱乐部和球队急功近利，大树特树企业自家的广告牌；传媒无止无休的炒作助长了足球的浮躁……这一切使人们对十年甲A后的中超联赛的期望，不在于直接提升赛事本身的质量，而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规范的俱乐部运作程序和监督机制，逐步扭转足球在社会上的不良口碑

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走过10年。它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说到底，这种现实存在反映出社会供求关系的作用，职业足球运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生产──流通──消费乃至再生产的循环，适应了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后的需求变化。

十年联赛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变，什么样的东西最赚钱，它的生产厂家和标志就会出现在甲A联赛的球衣上。翻看赞助商名册，从最早以口服液和保健品为代表的制药行业(如广州太阳神、东北制药、吉林敖东、武汉红桃K)到家电(如上海申花、广州松日、厦门厦新)，从烟(如泰山将军、云南红塔、成都五牛)到酒(如四川全兴、青岛啤酒)，从汽车(如北京现代、沈阳海狮、重庆力帆)到通讯(如深圳科健、辽宁波导、四川商务通)，因国家政策限制而不能继续从事足球产业的有深圳平安(保险)和八一金穗(农行)，而如日中天的还是房地产业(如大连万达、长春亚泰、河南建业、浙江绿城)。

十年来，参与职业足球赛事的跨国集团先后以万宝路、百事可乐、飞利浦和西门子等世界著名品牌猛打中国市场。国内企业也抓住机遇，利用绿茵场和电视屏幕扩大自己的影响，2000年1月9日，大连实德集团从万达手中接管足球俱乐部，当时这支球队已经四次夺得甲A联赛冠军，实力超群。易帜后的大连足球续写辉煌，而实德集团更从当年1亿元的销售额开始翻番，3亿，5亿，8亿，直蹿到10亿(实德俱乐部本身却是赔钱的)。

足球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其他任何方式无法比拟的。尽管实德对足球的投资也在增加，用于引进外籍球员和教练、发放数额不菲的奖金等开销，但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壮大，仍然很划算。

然而，更多的企业明知麾下的球队不具雄厚的实力，却也不愿轻易放弃扬名的方式，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扛了一年又一年。在这些企业看来，只要足球能够使企业开源，哪怕眼下只是名声上的好处也行。所以，每当有企业退出足坛的时候，总有新军加入足球俱乐部的后援行列，这也是联赛中球队三天两头改换门庭和番号的原因之一。

名分对实惠的作用在于既开道吆喝，又保驾障眼。一些拥有职业俱乐部的城市和地区常常动用政府的影响干预足球，政府和官员打造城市名片的想法与球迷不健康的胜负观交织在一起，“我们这里不能没有甲A”的说法使得每到赛季收官阶段都要为保级战而神经紧张。

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传统习惯决定了足球改革之初还是不要远离政府，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以广东足球作为例证，从拥有5支甲级队到只剩深圳一支移民球队，短短几年，连市场都毁掉了。

而职业足球俱乐部和球队急功近利，大树特树企业自家的广告牌，导致最直接的重症就是俱乐部难以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成股份制建设，很难监管其财务工作是否遵纪守法，这也是暗箱操作传闻不断却又查无实据的保护伞。

与足球改革相辅相成，传媒在新闻改革当中首选足球作为突破口，几十家电视台，几百家传媒，几千名“足记”，聚拢起上亿球迷，构成一道全新的社会景观。无止无休的炒作扩大了足球的影响，也助长了足球的浮躁。足球当中的文化含量已经被忽略不计，功利色彩逐渐笼罩住足球以及与足球有关联的是是非非，直到当事各方对簿公堂。

因此，十年甲A后，中国足协推出中超联赛，人们的期望已经不仅仅是直接提升赛事本身的质量，更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规范的俱乐部运作程序和监督机制，逐步扭转足球在社会上的不良口碑，赢得更多的支持和信任，最终推进竞技水平的提高。

这正是多少人盼望中超能为中国的职业足球除弊兴利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