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松　饶　勇

中国足球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和市场，直接导致甲虚假繁荣和泡沫。

金钱的力量早已深深地渗透到足球领域中

经营足球俱乐部不是一项赚钱的“买卖”。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后来国有企业大量涉足足球领域，因为除了国企领导个人或主管政府的偏爱外，他们还有个共识：搞足球可以获得许多足球之外的利益

2月14日下午，成都全兴大厦八楼茶庄，许勇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面前是一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叶浮浮沉沉。

“我已退出足球江湖了。”这位原四川全兴俱乐部的总经理说。2001年初全兴集团退出足坛后，许勇似乎和当初轰轰烈烈的全兴队一起，从媒体的视线里消失了。

3年前也是在全兴大厦的8楼，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和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转让谈判，最终全兴集团以4200万元的转让了全兴的足球资产，其中俱乐部作价400万，训练基地3800万。据说，来迟一步的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张海闻知此事后，还曾后悔不已。

当时许勇已意识到国企的退出潮仅是刚刚开始。

只见钱去不见钱来

2000年开始，一些国企陆续退出绿茵场。表面看去原因不一。

2000年，前卫寰岛(寰岛集团是原公安部下属企业)由于中央要求党政军(含武警公安)系统不得办企业，必须与企业脱钩，脱钩后的寰岛集团随即对足球失去了兴趣。两年后，深圳平安的退出原因是新《保险法》第四章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建设保险业之外的企业。

但更多国企退出足球场，还是由于在经营上出现了问题。

从1999年开始，全兴考虑到经营形势。当时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觉得足球不能再玩下去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资金上的压力很大，全兴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搞足球，否则连主业都要被牵连。

据了解，即使在1997年全兴集团全面接管俱乐部时，全兴俱乐部也没有脱离“赔钱买吆喝”的局面。当时成都是全国闻名的“金牌球市”，全兴俱乐部一年的门票销售收入有1000万以上，纯收入在七八百万元，加上电视转播费160多万元，以及球衣胸前背后广告和场地广告的收入，俱乐部各项收入总和大约为2000多万元。

但在1998年以后，全兴俱乐部的投入每年都在5000万元左右。“因此俱乐部每年亏3000万以上。”许勇说。

大名鼎鼎的红塔队也未摆脱经营困局。从2002年开始，红塔集团开始进行多元化战略收缩工作，作为集团下属一个“只赔不赚”而且还是逐年加大投入的项目，足球成为集团高层多元战略化收缩项目中的一个议题。

其次，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甲A联赛中，红塔队的表现都是起伏不定，使得原本刚刚升温的昆明球市又慢慢冷了下来；同时，日益猖獗的假球黑哨让联赛的信誉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红塔6年来为足球已经投入的数亿巨额资金，没有带来多少回报。

2002年下半年，红塔集团高层换届，原总裁字国瑞离开红塔集团前往云南省政协任职，红塔当家人换成了姚庆艳(总裁)和柳万东(书记、董事长)。新班子上任之后，红塔最终选择了“逃离”足球场。

国企纷纷杀入的初衷

奇怪的是，在甲A十年中途，已经不少足球俱乐部认识到它是一个不赚钱的“买卖”，但这并没有阻止后来国有企业仍然介入足球。

1997年，红塔集团总裁字国瑞决定投资足球，集团内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但当地政府对此争议项目却非常支持。字国瑞最终一手促成了红塔集团收购当时的甲B球队深圳金鹏队，转而正式组建了云南红塔足球俱乐部。

全兴集团也是在那时加入足球圈的，它的领路人也是当地政府。“最初，全兴也没想过，要和足球沾边。”原四川全兴俱乐部总经理许勇说。

据本刊记者在成都了解，1994年，四川足球以那年甲B联赛第四名的身份搭上首届甲A联赛末班车。由于参加联赛必须以俱乐部的形式，当时四川足球队的所有者——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希望找一家企业来出钱，一起组成一家俱乐部。而当时，四川省内实力较雄厚的企业当属全兴酒厂、成都卷烟厂等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

“省里分管体育的领导找到全兴集团，问能不能把这个担子接下来，当时的四川成都全兴酒的厂长，即现在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听了以后很快就拍板了，决定一年投入100万和省运动技术学院共同组建俱乐部，签了8年。”许勇回忆到。

尽管投入很多，但开始全兴集团并没有介入俱乐部的经营和管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俱乐部总经理都是体委系统的，这也证明企业介入足球带有明显的赞助性质。”许勇说，“而全兴那时正处在上升势头中，想通过足球做广告，作为一个宣传企业的载体，只是获得了冠名权。”

就这样，国企在复杂的参与初衷下走进了足球场。是祸是福，中国足球之后的发展道路已有证明。

“这使得整个市场中的各类资源的价格和价值偏差太大。”辽足俱乐部总经理张曙光对本刊说，“一些国有企业花钱不心疼，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想赢，结果把整个足球市场都搞坏了。”

经营差不是退出的理由

没有人会相信，红塔集团会玩不起足球。它的退出有更深层的原因。

“红塔集团目前面临着经营和发展两难的处境时，希望能够借助政府给予一些优惠措施和政策来扶持球队的建设和和发展。”云南足球界一位人士说，“作为国企的红塔集团在退与不退之间，主要是看政府的态度。”

红塔集团采取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在12月初向省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有关红塔投资足球以来的总结式的报告。

报告中主要就红塔集团6年来在投资足球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和总结，并向省府提出了一些自己今后的设想和建议。红塔集团此举的意图就是想借“诉苦”而大造声势，寻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在某些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倾斜，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是在为一旦找不到较好解决方法的情况下留好退路，为“退出江湖”预留伏笔。

然而，政府方面对此事表现出来的态度打破了红塔集团的如意算盘。在处理红塔递交的报告时，省政府的批复是，“建议红塔集团继续搞足球，报省委决定”，而在报告转到省委后，省委方面最后给出的批复却是“尊重红塔集团的意愿”。

就这样，这个沉重的“足球”最终又被踢回给了红塔。

最后，红塔集团只有选择离开。

同样，四川全兴集团退出足球是政府态度的另一版本。

据说，全兴集团退出足球缘于其向政府提出能否把俱乐部的税收减免一部分但未果。全兴集团自认为是政府把它带入了足球圈，但自己经营上有困难时，政府方面却没人挽留。

“2001年9月，全兴做了一个报告，谈了经营上的困难，并说全兴集团有退出的打算。当时分管足球的当地官员，并没有挽留的意思。”许勇回忆说。

等到12月17日，全兴俱乐部上下全傻眼了。当天《华西都市报》头版头条刊出，“全兴决议退出职业足球”。许勇说，“后来知道是省政府里透露出来的消息，就这样全兴被动地退出了。”

没有了政府的支持，在中国搞足球不仅是赔本生意，而且社会效益也要打折扣。

国企从进到出，对其本身来说也许影响不大。但他们的“运作”风格，却对中国足球市场造成了影响。

虚假繁荣的“原凶”

2003年，中远集团投资的俱乐部买进球员申思大约花了900万元，这个价钱在中国几乎都能养一个小俱乐部。“花这么大的价钱买队员，为什么？一句话，不是自己的钱。”原沈阳海狮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章健感慨地对本刊说。

“如果说早期在甲A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由于产业不成熟、市场不成形，在一定程度上还需政府扶持。那么到了后期还要靠政府推动，而不是通过市场的自然竞争，这很不正常。在国企强势资金的支持下，甲A的虚假繁荣和泡沫得以支撑。”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魏纪中说。

90年代末，在强势国企的进入，中国足球开始脱离“小本经营”的时代，足球成为金钱堆砌的游戏。

在本刊的采访中，有业内人士认为，甲A的“泡沫”是从球员转会开始产生的，而始作俑者就是“兵马转会”事件。1995年，黎兵以64万元被称为“天价”的转会费转会到广东宏远俱乐部，和他一起转会的马明宇身价则是42万元。这被认为是炒高球员身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之后两年，随着大量势大财雄的国企纷纷介入足球，球员的身价和工资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1996年甲A新贵松日队以120万元的高价买走了年事渐长的高洪波。

1997年，郝海东以220万元天价转会大连万达。

1998年，彭伟国以235万元身价再创纪录，区楚良则以230万元屈居第二。

在当时的转会市场上，前卫寰岛俱乐部无疑是一个“狠角色”，中国的足球开始出现花钱如流水的局面是从前卫寰岛开始的。前卫寰岛俱乐部的大股东是寰岛集团，属于中国企业500强之列。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前卫寰岛把其他俱乐部的许多优秀队员都笼络到它的旗下，姜峰、高峰、符宾、彭伟国等都是那时候被其召入麾下。

圈内许多人戏称，前卫队是“钱喂队”——依靠金钱的力量，在当年联赛取得了第4名的骄人战绩。

“这就刺激了其它一些俱乐部，他们的理论变成了钱可以换来成绩。遗憾的是，与此相伴产生了联赛中的假球、黑哨，使得职业联赛的关注度大大降低。”章健说。

中远集团是甲A“烧钱派”的后起之秀。在2001年接手浦东队(当时为甲B队)后，中远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当年为了争取升入甲A，球队的赢球奖金是：在单场40万元的基础上连胜累积；进球奖金是每多一个净胜球加10万元，结果全年投入超过1亿，在甲B联赛中创下了纪录，连甲A球队都自叹弗如。

升入甲A的第一年中，上海中远也连出大手笔，分别以950万和900万购进祁宏和申思，创下当年纪录。2002年，上海中远再次加大投入，仅在引援方面就投入了3500万。

与此同时球员的收入，也随着俱乐部的投入水涨船高。

谈到球员工资时，已参与中国职业足球5年的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对本刊说：“李章洙(韩国著名教练)亲口告诉我，中国球员的收入是同等水平的韩国球员的三倍。”

韩国最近的世界排名是22位，而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从1993年的37位下降到今年80多位。

“足球运动员的收入开始直线上升，但他们的竞技水平没能像身价一样直线上升，反而促成了球员许多不良习惯，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原沈阳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章健说。

“这是中国职业足球的瘟疫，瘟疫的温床实际上是来自国有企业。”章健说。衡量一项体育运动市场化或产业化成功与否的两大指标，一是竞技水平，二是市场化程度。

从技术积累上说，十年来中国足球水平或许有提高，但谈不上有质的飞跃。

其次是市场化程度。在足球联赛创办最初的几年，球迷的关注、赞助商的热情都空前高涨，如果以当时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足球联赛的前景将会非常可观，但接下来的几年，地方政府的强势介入、黑哨赌球的大肆横行以及足球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使得中国足球联赛变得越来越畸形化和泡沫化，球迷和赞助商的热情都受到极大打击。

后五年与前五年相比，甲A的品牌形象严重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