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法治社会，从制度上对于恢复正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不是某个政治机构，也不是某个私人机构，更不可能是变幻莫测的民意和舆论，而只能是法院。

因为，在法院，人们是以诉诸理性的辩论来寻找正义的原状的。只有理性才能发现正义。一个社会，只有在运用理性，而非运用权力、金钱和强力来解决纠纷之时，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与秩序

1982年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这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体现在有关司法的红头文件的发布机关落款中。比如，《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该通知从侦查、起诉、审判的不同诉讼阶段，进一步规范了公、检、法机关的工作程序，避免因不同诉讼阶段之间工作的不衔接而可能造成超期羁押问题，并特别规定了建立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

从两院一部联合发文，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决心；但透过决心看制度，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三个机关是“政法部门”内部平行的三个分支，则三个机关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制衡，对于其中一个机关造成的超期羁押，另外两个机关并无追究、督办的权力。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每个机关都可能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策略。如果说要追究责任，只能由外部的更高一层政治机构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