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文实

赵卫彦在《云麓漫钞》中说，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足见前人对唐代小说的认识已十分全面。但“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更多地注意了其“诗笔”的一面，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采与意想”(《中国小说史略》)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史才”与“议论”，也就是隐藏在唐人小说背后的“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同前)的一面。单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固然无可厚非，但离开了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作者的写作心态等其他能够揭示作品更深层内涵的方面进行研究，难免有时会忽略中国古典文学中“诗言志”或“兴寄”等传统带给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