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人来说，19世纪是一个探险的世纪，他们致力于到达世界上每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希望在贬斥或是欣赏另一种文化时强化自我认同。莫里循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来到了中国，看到这里的一切变化，并记录下来

一位记者如何在浩大的政治舞台中扮演关键角色？关于这样的例证，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最近的一例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先生，2002年2月，他将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变成了传递沙特王子中东和谈的建议书。你大约可以猜想弗里德曼在中东各处受到的礼遇，各国政要们都急于让自己的观点被弗里德曼先生引用，他们都清楚这份新闻纸意味着怎样的影响力。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是一个世纪前的弗里德曼吗？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这个澳大利亚人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北京所具有的影响力，可能只有传奇的海关总税务司的缔造者——罗伯特·赫德堪于媲美。后者自1863年以来，就控制着大清帝国的海关，雇佣超过55 00名员工，掌握着这个日趋衰落的帝国1/3的收入。

1897年，莫里循在北京结识赫德时，他才35岁，是个大胆、不安分的年轻人。他在太平洋的一艘贩卖黑奴的船上当过水手；他曾赤手空拳、孤身一人从澳大利亚北部步行到南部，率领一支考察队，深入未开化的新几内亚进行考察……

在莫里循后来的回忆中，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令他不寒而栗。一切从零开始，都在摸索之中。而时年62岁的赫德爵士的“无限工作能力、远大的抱负和强烈的权力欲”，令他印象深刻，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