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袭城

瘟疫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医学或科学问题。对付它，有时手段比科学更重要

1900年的旧金山，是一座因淘金热而兴旺起来的繁荣都市。然而，危机正从太平洋的另一端不期而至。

新年后的第二天，一条名为“澳大利亚”号的汽轮泊靠于金门湾，船上的偷渡客——老鼠，轻而易举地逃过了海关的盘查，带着臭名昭著的黑死病（淋巴腺鼠疫）病毒上了岸。它们昼伏夜出，沿着湿淋淋的下水道，向城市的心脏一路挺进。

这是《华尔街日报》医学报道女记者玛丽莲·蔡丝(Marilyn Chase)在其新书《旧金山瘟疫》(The Barbary Plague: The Black Death in Victorian San Francisco )的开篇描述的景象。

两个月后，第一例感染者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发病。当地检疫官约瑟夫·金荣（Joseph Kinyoun）受命处理疫病，但其隔离措施大有问题。他隔离了华人，却任由疫区建筑物内的白人店铺继续营业；强制接种疫苗——也是针对华人；限制旅行，给建筑物消毒，拆掉木结构的房子——还是只对华人，白人则不在此列，甚至带着病毒的老鼠也可以到处乱跑，而没人组织去消灭这些阴险的杀手。

华人群起抗议，并以种族歧视为由告上法庭，最后胜诉，隔离令被撤消，疫苗免接种。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旧金山蓬勃兴起的旅游业，对疫情百般掩盖。恶果在5年后终于显现——1905年，黑死病在旧金山再度暴发，并持续两年之久。

放在半年前，恐怕没几个读者会留心此书。前后两次疫情，染病者总共才280人，死亡172人，对当时有35万人口的旧金山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现在再读此书，想必读者会有不同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