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灵,别这么无耻了
2003-04-29尧阳
山西文学 2003年12期
尧 阳
我是在山西省图书馆查阅有关人民币票面汉字的书写者马文蔚先生的资料,偶然在1999年8月26日的《羊城晚报》“天天文摘”专版上看到了一篇《书家与领袖》的文章。文章转载自当年的《云南日报》,作者叫熊树文。
读后令我吃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我又读了第二遍。文章写了一个叫钟灵的人一生中令人尊敬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1939年钟灵在延安“和毛泽东对弈”。第二件事是1949年6月,周恩来总理交给钟灵两个任务:1、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写到天安门城墙的两侧;2、尽快设计一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图章。第三件事是“人民币上的书法”,写了钟灵怎样书写人民币的过程,先后到图书馆、文物单位和古玩市场对各种字体反复研究,取魏碑之方劲,自创一体,挥毫写成了“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
正是钟灵先生这段书写“中国人民银行”的特殊经历,才让我对《书家与领袖》难以割舍,仔细琢磨整篇文章,最后我用了曹雪芹的一句话给这篇文章作了概括,那就是“满纸荒唐言”,何谓荒唐,谎言也。
坦率说,如果没有第三节“人民币上的书法”,我会对钟灵先生敬重有加,并且会对他的传奇一生抬首仰止,可是,因为有了这么一段钟灵先生书写人民币的光辉一页,才使我对这位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交往的先辈充满了气愤和厌恶。心想,钟灵先生怎么能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呢,难道是在1999年的云南喝醉了酒胡乱吹出来的?可《书家与领袖》明明白纸黑字写着:“那天,相约在昆明采访钟灵先生,钟老先生显得谦虚而浪漫,并说,这都是史话,是昨夜的星辰,划过了就是一片休止符,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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