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　王　凡

基辛格的神秘之旅

听到这个名字，接待组的人感到吃惊/基辛格称病临时取消了巴方准备的有90位高级官员作陪的晚宴/连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法兰也被蒙在鼓里/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在值班编辑手里报废了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中美两方的人员，挪动到一张小桌旁，围坐在一起。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美方的两个特工更是如临大敌，他们都用手铐把自己的手锁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中方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两个特工在登机前才刚刚知道要做一次神秘之行。

相互致意后，基辛格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茜·唐。”听到这个名字，接待组的人感到吃惊。唐闻生立刻解释说，这是她在美国时的名字。显然，美方得悉中方人员姓名后，已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相关情况。

基辛格很善于调节气氛，他开玩笑说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自己则没有资格，因为唐闻生出生在美国，而他不是。在座的人都被他逗笑了。

章文晋问起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装病的情况，基辛格便讲了他如何患了“轻微胃失调”，临时取消了巴方准备的有几位高级官员作陪的晚宴，宣布要到叶海亚·汗总统纳蒂亚加利别墅休养，然后一支乔装的车队招摇过市……

“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我连警卫都没有告诉。一会儿，他可能会因为找不到主人而急坏的。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基辛格继续着诙谐的故事，笑声再次洋溢在机舱。

也许是为了表示正式吧，章文晋虽精通英文，但谈话时还是通过唐闻生翻译。基辛格告诉章文晋，他此行的目的是宣告美中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最好首先就整个国际形势取得一致看法。章文晋表示，周总理准备就广泛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基辛格随后又问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情况。

气氛慢慢地轻松起来。基辛格给中方接待人员的第一印象是反应敏锐，知识丰富，精力充沛。但他的英文发音很怪，开始时不大容易听懂。

考虑北京的紧张活动，双方闲谈了不大一会，就分开休息。中方在前舱，美方在后舱。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越过了国境。一切都仿佛在悄然之中，连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法兰也被蒙在鼓里，可就有传闻说这一秘密之旅，差一点天机泄露。

基辛格登机时，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过职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贝格，不知为何也在机场，他发现了基辛格。“那不是基辛格吗？”他凑到机场负责人身边。“是的。”机场负责人脱口而出。“他去哪里？”“中国。”“他去干什么？”“不知道。”一切都在下意识当中。

贝格在无意中获此重大新闻，喜出望外，随即向报社发了一条急电：“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到来电，吃惊得不敢相信，大骂贝格“荒唐”，把电稿归入了废稿栏内。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就这样报废了。

洛德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这神秘国家的美国官员/基辛格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美国人觉得他们被“软禁”了/两个美国特工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次秘密行动

经过4小时45分钟、2400英里的飞行，飞机按预定于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抵达南苑。为安全起见，在专机飞临近北京上空时，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为专机护航。

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起掌来，中方人员也跟着鼓掌，祝贺平安抵达北京。当时显得最为兴奋的是洛德，因他坐在飞机前排，因而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这神秘国家的美国官员，他说他比另外几个美国人“大约领先了5码”。

这是个夏天的中午，多云、闷热。叶剑英元帅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他和黄华大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翻译冀朝铸交谈着什么。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叶剑英元帅迎上前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随后，他们坐进拉着深色窗帘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刚刚在5号楼安顿下来，基辛格等人即得知周总理下午3时要来宾馆会晤。他顾不上休息，就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量问题，哪怕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也要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交谈的内容被窃听。

有一次，基辛格等人散步走到5号楼和6号楼之间的小桥。因为警卫得到命令，除中方参与会谈人员，严禁任何人通过小桥，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警卫挡了回来。基辛格等人很不高兴，提出意见，仿佛他们被“软禁”了。

中国方面马上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忘记自己一再提出的要求了吗？警卫人员这样，正是按照你们要求做的。基辛格等这才恍然记起：绝对保密，正是美国方面向中方一再强调的。

随基辛格来的两个美国特工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次秘密行动，常常显露出很紧张的样子，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连基辛格与周总理进行小范围会晤，他们也千方百计想挤进去。我方告诉他们这样是违反常规的，因基辛格本人也不同意，他们只好带着满脸的焦虑，在外面等候。

在5号楼一层，住着接待组的部分成员、一位翻译、几个警卫和服务员。基辛格一行住在楼上，有什么事情要与中方沟通，就到一层找负责日常生活和联络的唐龙彬，由他和相关部门和人员联系。

准备工作十分周到完善，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霍尔德里奇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回事/美方人员误以为这是中方怀有什么用意特意这样做的/毛主席听罢哈哈一笑说：那是放空炮

周总理对基辛格一行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接待人员每次向他汇报有关事宜时，他总要询问客人习惯不习惯，反复交代要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接待人员自我感觉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十分周到完善，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很显然，美方人员误以为这是中方怀有什么用意特意这样做的。

其实，给下榻的外宾房间送新闻报刊，是国宾馆的例行公事，但这件事还是被汇报到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那里。周总理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纸、杂志均放在走廊，由下榻的外宾自愿选择提取。

这件事后来又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罢哈哈一笑，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从那儿以后，“报刊事件”和毛主席空对空的妙论，就成为参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相关人员聚首时，要反复学说的“笑话”。

还有一次，美方人员大概是想试探一下中国的服务员是否收小费，就在废纸篓里放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钓鱼台国宾馆的服务员捡到后，立即交到领导那里，请示如何处理。

负责接待的人员商议后，让服务员把钱放在了外宾房间里的办公桌上。事后，美方人员在和中方人员交谈中说：你们的服务员真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7月10日上午，中国方面安排基辛格等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这是秘密之行中惟一的一项外出活动。按照美方的要求，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故宫的部分景点，沿线只安排了几名便衣保卫人员。

陪同基辛格参观的，只有黄华等少数几位外交官员。不知内情的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清静和宽敞。中国方面特意安排了一名摄影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可只拍了几张，基辛格就开玩笑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还以为我们在中国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呐！”

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

“你是说……送我香烟？”尼克松夫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尼克松甚至细致地考虑到了在中国一定会用筷子吃中餐的细节/据传后来有人愿出2000美金买伯恩斯抢到的那双筷子/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这一天的晚上，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席间，周总理指着画有熊猫的烟盒，对帕特里夏·尼克松说：“我想送给你这个。”“你是说……送我香烟？”尼克松夫人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不是香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周总理解释。帕特里夏·尼克松惊喜万分，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现场通过卫星直播美国，引起公众极大兴趣，《华盛顿邮报》立即发表评论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后来，尼克松决定，把两头麝香牛给中国作为回赠。

在盛大的国宴上，还有一件引起现场记者们关注的小细节。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中国人习惯用的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着中餐；惟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

原来，为了这次访问的成功，尼克松的确是很费了一番心机。他甚至细致地考虑到了在中国一定会用筷子吃中餐的细节。为了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也为了不出洋相，他在出访前，埋头苦练了一番用筷子进食的技巧。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国宴上的风头让他抢去不少。

然而，在场更有心计的大概要算是加拿大《多伦多环球报》的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宴会结束，尼克松刚起身离席，他便快步走到尼克松的座位旁，一把将尼克松用过的筷子揣入怀中。有顷，人们才省悟到伯恩斯的灵敏反应。据传后来有人愿出2000美金买那双筷子，但这位年轻的加拿大记者就是不答应。

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总理和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进行了五次政治会谈。2月23日的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周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

握手之后，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掉呢子大衣。这一切，作为警卫负责人的邬吉成，都远远看在眼里，他感到我们总理的魅力，真是世间少有企及。这个镜头，也被美国的电视记者拍下来传回国内播放，美国的报纸称：“在美国民众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吴忠的汽车因路滑刹不住，撞到了杨德中的汽车尾部/对所有驾驶人员，做了绝对保证安全行车的动员/为这次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这部电话只能由安全警卫部门使用，别人一概不许使用/警卫最高领导杨德中亲自说情，依然没起丝毫作用

钓鱼台18号楼会谈后晚8时，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先的安排，次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接待人员都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他要求有关负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什么措施。

晚会一结束，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负责安全的部分人员，就赴长城等参观点去做实地勘察。

雪确实下的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勘察人员在返回下山时，吴忠的汽车因路滑刹不住，撞到了杨德中的汽车尾部，可见不采取措施，第二天到长城，行车安全就很难保证了。

他们返回城里，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面，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月24日出发前，有关人员又对所有驾驶人员，做了绝对保证安全行车的动员。

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野，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

车队平安抵达长城，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部分哲学著作，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番阅读，此刻他踞高远瞩才有更多的感触，也真正领略了毛泽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传神渲染描绘。

此时，记者们也围了上来。意犹未尽的尼克松，遂即兴对记者讲了一番话。他讲到长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还联系中美两国关系，说了一些含有政治寓意、哲理性的话。

这群“第一线”的记者们，推选合众国际社的采访白宫新闻老资格女记者海伦·托马斯，代表大家以最快速度发出报道。她随即请求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想办法找到一部电话，以便打电话到新闻中心做口述报道，再经由卫星地面站把报道转发出去。

可是当时的八达岭游览区内，什么通讯设施也没有，海伦·托马斯有点急不可待。从八达岭行车到定陵后，外交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立即带海伦找到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

在负责人那里，他们发现一部电话，可这部电话被安全保卫人员牢牢地看管起来了。陪同人员和海伦拉着十三陵的负责人，一同走到有电话的房间。可他们刚一靠近，就被一名便衣警卫拦住，说这部电话只能由安全警卫部门使用，别人一概不许使用。

外交部的陪同向警卫说明情况，一再强调这篇报道如何重要，只需短短的通话就能解决问题。但那名警卫坚决不答应，说这是死命令。

的确，这是中国安全警卫组对所有参与此次警卫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目的就是防止有人利用电话传布尼克松的行踪。为此，中国方面还要求尼克松的随卫人员，尽可能不用无线移动电话进行联络。

海伦见交涉不成，愈发显得焦急。恰好这时，他们在附近碰到了安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外交部的陪同感到有“救星”了，即向他报告了情况，请他协助解决一下。

杨德中表示可以帮忙，亲自找那名警卫说情。孰料他说话并没起作用，因为他身着便衣。命令是警卫的直接上级下达的，即便是上级的上级，不认识也丝毫没有通融余地。眼看着电话，就是不让打，海伦真的急了，冲着外交部的陪同嚷嚷起来。

陪同不能以急对急，只得劝她再耐心等等。又过了一会儿，警卫的直接上级来了。经过说明，他同意海伦使用那部电话。尼克松在长城谈话的报道，终于以第一时间发出了。后来得知这个故事的外国记者，都称赞那名警卫，还说他是块当将军的材料。

亲身参与逮捕“四人帮”

10月是采摘的季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说：“你负责外边，伍健华负责里边。”/在怀仁堂附近，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摄影师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

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是呵，10月是采摘的季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盘跚而返。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正一起刮墙皮，为粉刷补修做准备呐。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脑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两个。我一边囫囵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情况。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就以为他一直从南船坞，过了蜈蚣桥，经静谷，巫掷龋这么走着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地摇呵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习惯，紧要的关头，就是那么简捷的片言只语，没那么多罗里罗嗦的。

我对马锡金和牟乃川说：“你们先到五间房那边歇会吧，我把叶帅送进去。”我扶着叶帅上了台阶，迈过高高的木门槛，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叶帅走进怀仁堂。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我看见怀仁堂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武健华宣布：“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四人帮”的家属必须重新安排住处/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山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红旗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的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是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是更具权威的。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土十余人。武健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个面包车，乘车到了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

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个学院早已停办，我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带过来的人安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学习班。

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由傅家瑞等带领的清理小组，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对清理工作做了安排。姚文元是已经搬出钓鱼台多时了，江青虽不久前搬进了中南海201，但这里的住处还替她保留着。我把这些事都安排妥当后，已经是早晨七点多钟了。

为了防止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走漏，也为了清理和善后工作的进行，“四人帮”的家属必须重新安排住处。这中间发生了一点波折。

姚文元从钓鱼台搬出后，住进了宽街原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住的院子，那里的警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在派人去给姚文元家人搬家时，我奉命先和卫戍区司令吴忠打了招呼。可是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和他的两个女儿，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家，我派去的人费了很长的时间，仍没能完成任务。

怀仁堂的事情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山9号楼。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9号楼里召开的。汪东兴一直惦记着姚文元家属搬家之事，要他的秘书高成堂给我打电话，一次次地催问结果，直到得悉金英和女儿已搬离的确信。

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

《红色警卫》邬吉成王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