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玲　郝　雨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一定会从二十世纪的理论上的研讨和呼唤阶段，发展到实践上的具体运作成型和实际收获的阶段。也就是说，有了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中国传播学者们的锲而不舍的学术努力，传播学体系的中国化问题，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仍然还不是招之即来或者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真正建设成功并且完全以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面目走向世界，依然还需要我国的传播学家们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做最基础的工作。

有学者曾经认为，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立，起码还要实现和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从基本学术概念到整体理论框架的独立创造；第二是全面吸收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第三是传播学理论的哲学化提升；第四是中国化的传播学学派的建设（参见郝雨《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01.5.）。而在这四个方面的条件中，从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又是极其重要的一条。那么，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传播学思想，以寻找最坚实的学术土壤和理论支撑，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戴元光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不仅全面总结了二十世纪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而且还把其学术眼光一直扩展到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的源头，完整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传播学思想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