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晨明

初识天葬

我第一次参观甘丹寺，是在刚进藏不久——正是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阶段。听说寺院后面有一处废弃的天葬台，便立刻沿着一条也是废弃的山道前往。

到了一片被树林包围的空地，领路的朋友停下来，一边指指点点，一边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你看，那是捆绑尸体的绳索、那是用来砸碎骨头的石块、那是燃桑烟留下的灰烬、那是……很遗憾，因为天葬台不用了，你就看不到飞鹰了。”于是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便端起相机，对着各处“遗迹”立此存照。回来后我翻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甘丹寺有天葬台的记载。再问那位朋友，他一口咬定确有其事，却又说不出任何出处。我只好将信将疑。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天葬台的情形。

后来，在西藏的时间长了，才知道拉萨北郊色拉寺的旁边就有一个天葬台，而且是拉萨附近最大的天葬台，于是便三天两头地往那里跑。当然，开始是好奇，后来是带着好奇的别人去好奇，有和内地朋友去的时候，也有和藏族朋友去的时候，但是在有意无意中我从来没有踏上天葬台，没有踏上山脚下那枚朴实的巨石平台。只是远远地观望，那灰黑色巨石的底部和山体融为一体，前端平平伸出约占全石的三分之二，伸出部分由一大块平整的石头垫着，垫石呈青白色。据说，天葬师只许藏族近前，但这仅是据说，我没有为此证实过。实际的情形倒是，如果我带来的既有藏族朋友也有汉族朋友，我就鼓励藏族朋友前去观看，阻止汉族朋友前去观看；如果碰巧赶上天葬（还真碰上了几次），我会向同来的汉族朋友大肆渲染鹰鹫满空的情景，让他们心无旁骛。当桑烟升起，鹰鹫满空那一刻来临时，我每每感到惊心动魄，天地俱寂。

也有过丧葬改革

那是一次淹没在史书中的、鲜为人知的改革，它最后以失败告终，失败得一点不留痕迹。改革者是驻藏大臣和琳，改革时间在18世纪末。 那时的驻藏大臣和琳认为天葬“无伦无理，残忍为甚”，“以重人伦、以厚风俗事”，在藏区推行土葬，设立“番民义冢”，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改革之初尚有下属“自奉示之后，已经埋数十余人”的报告，但随着他调离西藏，继任者实施不力，丧葬改革便如昙花一现，无人提及了——正如和琳在推行这一改革之初所忧虑的那样：“诚恐行之日久，番民无知，渐踵故习，后人不识予心，任其自便，则予之前功尽弃矣”(引文均出自《卫藏通志》)。 几百年过去，西藏葬俗依旧，和琳的改革成为绝响——我倒真有点佩服这位古人的胆识和魄力了。

其实和很多人的想像不同，天葬并不是西藏惟一的丧葬方式。比如塔葬，将尸体保存在珠光宝气的灵塔之中，这是大小活佛们的丧葬方式；再比如火葬，这是藏传佛教的高僧的丧葬方式；而天葬，不过是西藏普通老百姓的丧葬方式——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和财富供奉佛祖，最后不惜以身伺鹰。他们在追求什么？他们在祈盼什么？而当他们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以后，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这真是一道似我等俗人永远参悟不透的问题。

高贵 高尚的鹰鹫

在我心中，天葬最具震撼人心的力量来自鹰鹫。这些鹰鹫巨大如盖，翅膀张开有数米宽。他们在天葬台蓝蓝的天空里缓缓地盘旋、滑翔和凝固，庄严无比。

在古老的藏族原始本教中，鹰鹫被视为神、人、鬼“三界”的创世之神；在藏族先民的观念中，鹰鹫则被视为神鸟。醉心于藏民族风俗研究的作家阎振中曾记录下这样一个故事：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西山有一座天葬台，每当天葬时总有许多鹰鹫飞来。时间久了天葬师对每只鹰鹫都非常熟悉，甚至还给它们起了名字。但令天葬师始终困惑不解的是，每一次天葬结束后，鹰鹫的嘴巴上、胸和腿爪均沾染了血迹，可它们再次光临时，又总是干干净净、 连一点血污都看不到。一天，天葬师与牧羊人说起这事，牧羊人也有同感。他说，他发现鹰鹫在年楚河西边时还可以看到它们身上的血污，可是飞到了河东，身上就是干干净净了。最后，阎振中说，“年楚河在东山与西山之间流过，而且离东山要近得多，牧羊人的观察应该是清楚的。鹰鹫不可能在河里洗澡，它梳理羽毛是在东山，为什么从西山飞来时看不到一点血污呢？”为什么呢？

还有更令人解不开的，但可以说是在西藏又是家喻户晓的传说。讲给我听的是位18岁的藏族少年木南加措。他说，在西藏，从来就没有人发现过鹰鹫的尸体，这曾令多少藏族困惑不解。后来，他们终于发现，每当一只鹰鹫要死时，它就尽量朝着太阳振翅高飞，在刺目的光晕中唯有一片黑影，那就是越飞越小的鹰鹫——因为，在飞翔中，渐渐地，它的羽毛脱落了，身体被炽热的强光融化了……

多么高贵而且高尚——它骄傲得连尸体都不留在人间。在这类传说中鹰鹫的凶残和冷酷不见了，惟有洁净和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