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胜

7月14日～16日的印巴峰会，由于双方未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弥合分歧，最终未能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或宣言。此次峰会的不欢而散短期内必定会在印巴，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引起强烈反弹，也将给印巴关系发展，乃至整个南亚局势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双方分歧的焦点

从5月25日瓦杰帕伊总理向穆沙拉夫总统发出访印邀请以来，人们普遍对此次峰会寄予厚望。穆沙拉夫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本着“开明思想”赴会；瓦杰帕伊则决心要“超越常规”。会谈期间，两国领导人前所未有地举行了四次“一对一”会谈，其中三次是临时所加。双方围绕《阿格拉宣言》(此次峰会在象征南亚文明结晶的泰姬陵所在地阿格拉召开，有要化干戈为玉帛之意)草稿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三易其稿。穆沙拉夫甚至为此改变行程、延长归期。双方领导人曾一度在宣言前两稿上达成过一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领导人终未能解开克什米尔死结，《阿格拉宣言》胎死腹中，峰会功败垂成。

回旋空间的局限

巴方认为，克什米尔问题是导致印巴关系长期紧张的关键因素。1999年爆发的卡吉尔冲突险酿第四次印巴战争。因此，巴方认为印方必须承认事实，即克什米尔问题是两国间最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它的解决是化解印巴间其他矛盾、促进双边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是巴方克什米尔政策底线。

巴方之所以坚持克什米尔问题“核心观”，主要原因有：

1.这关系到巴的立国理念。1947年8月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土邦80％人口为穆斯林，同时克与巴相邻，并入巴基斯坦顺理成章。但由于当时克地统治者为印度教大王，意欲独立。1947年10月，巴乘克什米尔部落民暴动之机，出兵克什米尔。克大王情急之下转而以“并入印度”为条件求印出兵援助。第一次印巴战争于是爆发。1949年1月1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两国实现停火。联合国还通过决议，赞成克什米尔问题通过“公决”解决，巴表示同意。但印强烈反对，认为克地既已并入印度，就无需“公决”。从此，印巴围绕克“公决”问题矛盾不断，冲突不止。目前，围绕克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巴方主要有两种设计：其一，巴方同意将目前长达500公里的克什米尔控制线变为印巴国际边界，印也必须将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斯利那加谷地交给巴方；其二，由“公决”决定克地前途，即便克地寻求独立也无妨。

2.这关系到巴社会稳定大局。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军人执政长达26年，任何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协议必须获得军方支持，否则无法执行。印巴间曾先后达成《塔什干宣言》（1965年）、《西姆拉协定》（1972年）和《拉合尔宣言》（1999年），然而，由于这些协定、宣言没有得到军方和宗教势力的认同，巴政府不但无力落实，甚至政府本身也被军方推翻。分治后，巴军方及宗教势力一直希望通过武力夺回印占克什米尔，但几次尝试均以惨败告终，在日益强大的印军面前，他们感到此路难行。冷战后，巴军方及宗教势力转而大力扶持印占克地穆斯林组织开展“自由运动”，以图逼迫印方接受“公投”决议，允许克什米尔人自己决定未来。在这种背景下，穆沙拉夫绝难接受一个不但淡化克什米尔问题，同时还将之与“跨界恐怖活动”挂钩的联合宣言。

反观印方，它坚决反对将克什米尔问题定性为印巴核心（或主要）问题。印一直极力将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巴间其他议题等而视之，甚至要求巴方绕过克什米尔问题，先就经贸、跨境恐怖主义、互相提供最惠国待遇、开放边境、防止核冲突等问题达成协议。印之所以坚持对克什米尔问题“淡处理”，其理由是：

1.克什米尔问题属印内政。印方认为克早在1950年即已依照“并入协议”成为印领土一部分。即便涉及印巴双边关系，也应将其与“跨境恐怖主义”一并讨论。印坚决拒绝将克地代表包括在印巴峰会中，并抗议峰会期间穆沙拉夫会见克地武装组织领导人。印度的强硬态度最终导致三易其稿的《阿格拉宣言》流产。

2.强硬势力施加高压。瓦杰帕伊虽有心“越轨”，有意青史留名，但无力抗拒来自印人党内二号人物阿德瓦尼（现内政部长）为首的强硬派的巨大压力。为避免反对党及宗教势力利用瓦在克问题的“让步”来分化印人党的选民基础、甚至发起新一轮“倒幕运动”，强硬势力在峰会最后关头向瓦施加了强大压力，迫使瓦最终屈服。

峰会失败的影响

此次峰会“雷声大雨点小”，这充分表明，克什米尔争端不解决，印巴关系难有根本性突破。

首先，克什米尔局势将更加动荡不宁。早在峰会开始前，“希斯布尔圣战者”、“使者信徒军”等在克地很有影响的武装组织就放言，印若不承认“克什米尔地区为争议地区”，它们将以更加猛烈的方式打击印政府。在峰会的最后一天，克地发生了多起流血事件，至少造成20多人死亡。峰会失败后，上述两个组织宣布，将以暴力代替对话，宣称“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圣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克什米尔人民刚刚升腾起来的和平希望又被血雨腥风所湮灭。

其次，穆沙拉夫将面临更加艰难的选择。克什米尔问题已成为巴巨大的经济负担。2000年2月，流亡的前总理贝·布托说，巴印间围绕克问题久拖不决、冲突不断是导致巴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在克局势严重动荡的90年代，巴经济增速只能维持在3％～4％，今年更是减速到2.6％。目前，巴内外债务高达600多亿美元，几乎与巴GDP持平，每年50％的财政预算用来偿还债务与利息，3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穆沙拉夫上台以来，为遏阻巴经济颓势，致力于经济复兴，并大力改善印巴关系，试图与印逐步化解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形成的紧张对峙。因此，此次峰会的无果而终无疑令穆沙拉夫颇感沮丧，巴一度受到压制的反印情绪可能会再度寻找发泄口，军方与宗教势力也会乘机向穆施压，要求其加大国防投入（尤其加大对核力量的投入），加大对印占克地穆斯林武装的支持。

再次，印大国战略仍难摆脱克什米尔问题羁绊。此次峰会失利表明，印短期内仍难摆脱克什米尔问题对其大国战略的牵制。克什米尔问题已成为印发展军力，尤其是南下印度洋的沉重负荷。另外，峰会失败后，克地新一轮的流血冲突势必会导致印军的强力镇压，这一方面有损于印度的“最大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将导致克地穆斯林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内溢，从而给印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最后，整个南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受到波及。印巴关系的走向实际上决定着南亚局势的走向。此次峰会的不欢而散无疑将延滞印巴缓和步伐，从而对整个南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目前，南亚地区已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落后地区之一。此外，南亚的社会稳定也因印巴关系紧张而显得相当脆弱。克什米尔冲突的久拖不决，刺激了恐怖活动、枪支走私、毒品贩运等在南亚地区的扩散与肆虐，严重侵蚀着南亚社会肌体的健康发展。同时考虑到印巴均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印巴关系紧张势必会刺激双方加紧核武器的研制、开发与部署，因此，整个南亚地区都将笼罩在印巴“有限”核竞赛、核对抗的阴影之下。

尽管如此，此次峰会毕竟是两国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后的第一次首脑会谈，其本身即具有积极意义。加之峰会也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如两国外长同意每年举行对话、瓦杰帕伊接受访巴邀请（两国领导人年内实现互访，这在两国独立史上尚属首次），双方终究打破了两国关系僵局，更重要的是双方开启了对话进程。当印巴两国克服了因峰会失利带来的短期“阵痛”后，印巴关系还会慢慢趋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