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中　艾俊川

戴志强，初见面给人的印象是穿着随意、行止潇洒、谈吐不失儒雅的一位普通人，可是在钱币界、文物界、历史学界，他却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戴志强从业在中国人民银行，领衔于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主编一份不乏各方好评的《中国钱币》杂志。他还以秘书长的身份，操持中国钱币学会繁忙的日常事务。更让人顿增兴味的是，这位研究员，还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际钱币银行博物馆委员会执委、亚洲地区主席。最近，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端详戴志强，从他众多的著述、恳谈及同事们的介绍中，编织出了关于他的全息印象。

一门学科的诞生

现在，如果有谁想了解什么是“钱币学”，只要翻开1999年新版《辞海》，便可从中找到对这一名词的诠释。但在这之前，翻遍茫茫的旧版《辞海》，却难觅“钱币学”的踪迹。一个新词的诞生，记录了20年来中国钱币学发展的历程，也记录下戴志强和他的同事们为这一学科的建立付出的辛苦与努力。

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戴志强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1984年他调北京，被增补为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起，他接任秘书长，主持学会工作。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学会成立了，钱币学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钱币一经产生，在我国社会恒久的历史里，掀起了狂涛巨澜，但起源虽早的钱币研究却一直在古钱的圈子里打转，没有被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解放以前，它归属于金石学。解放以后，随着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它又归属于考古学。一直到1982年成立中国钱币学会时，人们还在为它的定名热烈地争论。由于古钱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的局限，它的研究成果也不为学术界重视，甚至有人戏称之为“一孔之见”。戴志强知道，钱币学学科能否尽快建立起来，关系到钱币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关系到中国钱币学在国际钱币学界的地位。从此，他把建立中国钱币学的学科体系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努力。

作为钱币学会秘书长和《中国钱币》杂志的主编，他积极组织有关的专题讨论，并在《中国钱币》上开辟专栏，利用各种方式推动学科理论建设。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到20世纪90年代初，戴志强逐步形成了他对钱币学的新认识。他认为，钱币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它既不等同于考古学，也不等同于货币学，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取而代之。几年来，他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他提出，当代钱币学的研究对象，应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历代钱币，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钱币实物，如金属铸币、纸钞、金属称量货币等; 二是和钱币生产制造有关的其他物品，如古代的钱范、当代的机具等；三是和钱币文化有关的其他物品，如古代的厌胜钱、近现代的纪念章等。钱币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钱币的收集、鉴定，保护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 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 通过对钱币的集藏、鉴赏，宣传钱币文化，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钱币学研究，既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又要采用现代科学手段。

1992年，中国钱币博物馆成立，戴志强担任馆长。建设一个国家级的钱币博物馆，是钱币学研究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研究带来了新课题：如何通过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使钱币学为金融货币工作和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戴志强进一步提出: 钱币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今中外的钱币，而今天的钱币积淀着历史文化中的优秀因素，是历代钱币的继承和发展，与历史有切不断的联系，当代钱币毫无疑义是钱币学研究的对象，只有为现实服务才是钱币学的生命源泉。因此，钱币学在开展历史钱币研究的同时，要把近现代钱币和当代钱币的资料整理、研究和宣传放到重要位置。

戴志强对钱币学学科建设的倡导和实践，使钱币学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了清晰的轮廓，理论的突破为古老的钱币学赢得了新的生机。短短20年时间，我国的钱币学已由一门冷僻的杂学发展成为一门自立于学术之林的独立学科。

1982年钱币学会成立时，只有60几名会员，如今中国钱币学会的会员已达6万多人。钱币学的研究成果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中国钱币学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形象。

一条新路的开拓

不论是和戴志强当面交谈，还是看他的文章，人们都会感觉到他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

戴志强主张钱币学研究要充分掌握实物资料、考古资料、文献资料，要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灵活运用传统的直观鉴定方法和现代的科学鉴定手段。这些方法，完全摆脱了旧钱币学就钱论钱的局限，把研究提升到全新的层次。

戴志强接受的钱币学启蒙教育，可谓得天独厚。他的父亲戴葆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前辈钱币收藏家和研究家。戴志强从小就随父亲出入古玩市场（上海文物商店），跟随父亲出席上海钱币学家的聚会，拜识了众多收藏家和前辈学者，亲闻他们的议论，得到他们的真传。戴志强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是他的本行。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安阳，他又有缘结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考古学家，亲临殷墟发掘现场，在那里补上了考古学的课程。1984年，戴志强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印钞造币总公司，后又调货币发行司，对当代钱币的设计、印制、生产和发行，有了切身的体会。这样的经历和积累，使他对钱币学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钱币学是建立在钱币实物研究基础上的一门学科，掌握实物资料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此谓“见多识广”。戴志强在启蒙时期就见识过众多上海钱币学家收藏的珍贵钱币，而这些钱币是当时私人收藏的精华。从事钱币专业研究后，特别是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后，戴志强接触到国内几乎所有大博物馆的钱币专藏，并对大量民间和新出土的钱币实物进行直接研究。他还有机会遍访英、法、美、俄、日、东南亚各国和港台地区的著名博物馆，饱览他们收藏的中国历代钱币。丰富的阅历，使戴志强的钱币学研究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之上。

鉴定是钱币学的基础，这是戴志强在治学中始终强调的一个原则。他认为钱币鉴定是微观的，但不能就物论物，必须要有宏观的指导，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货币理论基础，具有历史、考古、金融、文献等各方面的知识。他认为历代钱币都有时代共性，主张借鉴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在钱币鉴定上引入标准器概念，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钱币确定标准器，从钱币的主要风格和特征与标准器是否吻合来判定其真伪和时代。这一方法使钱币鉴定走出相沿已久的单凭眼力和经验的狭窄圈子，具备了科学的精神。

在我国，科学方法进入钱币研究领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戴志强是最早倡导和实践这一方法的钱币学者。早在安阳工作的时候，他便开始了这样的尝试。他一方面和洛阳铜加工厂的科研人员合作，对北宋铜钱的金属成分作了科学分析，同时又翻译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发表的专题论文，成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第一个成果。调京以后，他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等科研机构的有关专家结合，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和探索。他们运用科学方法作为辅助手段，对我国古代金属铸币作了系统研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检测分析的论文，从而了解和掌握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类古钱，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内在质地，取得了用传统方法不可能得到的鉴定结果，为钱币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

一段空白的填补

新钱币学要站得起，立得住，除了理论建设，还需要大量学术实践的支撑。戴志强不知疲倦地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他对钱币学中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显示出钱币学与古钱学的根本不同。

翻开中国货币的历史，人们知道，中国最早的货币是由自然物充当的实物货币，海贝便是其中的一种。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多种形态的青铜金属铸币，战国时期的楚国还使用过金版。这便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中国古代货币的沿革，是由实物货币直接过渡到金属铸币，而称量货币出现得比较晚。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点认为，货币的发展形态依次是实物货币、称量货币、金属铸币和信用货币。难道中国的情况属于例外？还是中国早期也使用过称量货币，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个问题一直在戴志强的脑际萦绕。

1980年，戴志强在安阳博物馆工作时，听到江苏镇江博物馆的同行说起，在镇江地区的西周墓葬中常有青铜块出土，这一信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和注意。于是，他找来了所有相关的出土资料，经过研究分析，初步认为这种青铜块应该是我国早期的一种称量货币，但是还缺少其他证据。他还想到，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为何青铜块只在江南发现，而不在中原使用？于是他开始了新的探索。

1983年秋，他终于在洛阳博物馆陈列的西周墓中发现了类似的青铜块，并从洛阳文物工作队了解到，西周墓葬中经常有青铜块出土，但发掘者都把它们看作是青铜原材料或青铜器的残块，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此后在宝鸡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青铜块，而且都出在西周墓葬或与西周文化有关的地层。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更加充满了信心，并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有关同志，以求得到进一步论证。

经过十几年的酝酿，为了最终解开这个谜团，他和周卫荣合作，把江南作为重点，进一步开展专题研究。他们几次来到江浙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对不同的青铜块取样，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进行实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 1.古吴地出土的青铜块是人工有意配制的，它们的合金成分与铸造青铜器的原材料不同，而与某些先秦铸币十分相似。2.同一批青铜块的合金成分有很大差异，显然不是同一块铜饼敲碎的，而是现成的铜块聚集在一起，证明它们在入土之前已经参与过流通。根据历史文献的多项记载，青铜在西周作为一种财富，已为人们广为接受，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理想材料。于是，他们在1995年正式发表文章，公布了自己的观点: 在青铜铸币诞生之前，青铜曾是我国的金属称量货币。

这一结论解决了中国钱币学的一大悬案，也填补了中国货币史的一项空白。

一位迎难而上的学者

中国钱币史上有一些多年的难题，虽说不能与哥德巴赫猜想相比，但长久以来，也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戴志强可以说是一位迎难而上的斗士，经他研究的问题，总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1996年5月，《中国钱币大辞典·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卷的编纂遇到了拦路虎——三国曹魏五铢的确认问题影响到全书的进程。编辑部把有关材料和不同意见，寄给了戴志强，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曹魏五铢的认定是钱币史上的一个悬案，为找到答案，从20世纪80～90年代，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心血，并提出一种外廓压“五”压“金”的五铢钱是三国曹魏所铸的观点。钱币大辞典该卷作者也发现这种钱在三国时期的朱然墓、高荣墓中均有出土。戴志强认为，这些信息表明，三国曹魏五铢的问题应该到了断案的时候。但事关重大，为审慎起见，他和辞典编辑部商定，于同年10月在朱然墓出土地安徽马鞍山召开了现场专题讨论会，与会专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翌年5月，又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二次专题论证会，并邀请考古文博界的学者一起研讨，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一个多年的悬案有了交代。

海贝是中国早期使用的一种自然物货币。戴志强经过对大量实物的考察，发现古代作为实物货币使用的海贝，多有人工加工的穿孔，而这些穿孔的大小不一，可以寻到不同的规律。根据考古资料证明，他提出货贝有三个发展阶段: 1.小孔式货贝是早期的实物货币形态。2.大孔式货贝是中期的形态，主要使行于商朝时期。3.背磨式货贝则是晚期的形态，出现在殷商晚期，一直到它退出货币职能为止。

此外，对于先秦货币、西汉武帝时期赤仄（侧）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泉钱、两宋“对钱”、北宋徽宗时期的夹锡钱、辽代的铸钱、明嘉靖前后由青铜铸币向黄铜铸币的转变以及中国早期的军饷银元等等学术课题，戴志强都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敢解难题，不怕“考试”，为戴志强的钱币学研究标上了鲜明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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