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才玉

一

好几年前，我就想将香港成立最早的收藏团体“敏求精舍”介绍给国内的收藏爱好者。

1995年11月18～26日，应徐展堂先生之邀在香港访问期间，我与时任敏求精舍主席的钟华培先生电话取得了联系。很快，我在九龙旺角下榻的京港酒店转来钟先生的传真件，邀我于11月26日（星期日）参加敏求精舍的会员聚会。我兴奋异常，如约乘巴士前往，来到位于太平山半山腰的宝运大厦401室，带着一种神秘感叩开了敏求精舍的大门。还好，一位名叫李大鸣的先生已提前来到，我便与他攀谈起来，并参观了他在会舍展出的高古瓷藏品，还拍了照。不一会，敏求会员陆续来到，钟主席也来了，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但当我提出要作报道时，他们却面有难色，表示敏求的风格是：不愿宣传，低调办事。连我拍的照片他们也不让发表。这下可难住了我，一腔热情顿时凉了下来。

时隔不久，1996年4月，我在西安接待徐展堂先生率领的近30人的香港博古团来陕西参观访问。博古团中有几位我在敏求精舍见到过的熟面孔，一打问，才知徐先生已荣任新的一届敏求精舍主席，这次以文物考察为目的的团队，基本上由敏求新老会员及其家人组成。他们在西安参观了秦兵马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文物古迹，之后就去了敦煌。因行程安排很紧，采访的机会又擦肩而过。

2000年12月15～22日，值香港文化博物馆开馆之际，应徐展堂先生之邀，我再次来到了香港。同邀的还有内地文博专家及收藏界人士张德勤、杨伯达、耿宝昌、杨新、汪庆正、徐湖平、田家青等。杨伯达先生作为敏求精舍的名誉会员，多次参与过敏求的活动，还数次就玉器鉴定与敏求会员进行过交流。经杨先生介绍，我有幸参加了敏求创会会员利荣森老先生主办的午餐会，又再次陪杨伯达先生到敏求精舍会址，与敏求现任主席葛师科及关善明、李大鸣、林业强等先生聚会、交流，共进晚餐。

事不过三。有了持续数年的三次交往，再不写出一些有关敏求精舍的文字，让国内的收藏爱好者和广大读者对敏求多一些了解，作为一个期刊工作者，有辱使命，有负重托。可是，我对敏求的感知仍然很浮浅，有关他们的材料仍然知道得太少，我似应更深入地进行采访和探知，但限于条件，这可能又要拖很长一段时间。与其这样，还不如就现有的材料综合成篇，以卸下我心头的重负。

二

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于殖民统治与西方文化的侵袭，香港本土文化落后，对中国文物研究及发扬中国文化的活动，甚为贫弱，致被一些人讥为“文化沙漠”。但是，有一群爱好中国文化的人士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在这块“沙漠”上辛勤地劳动着，默默地耕耘着。加之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内地尤其是上海的一些收藏家及古玩商迁往香港，引领香港文物收藏升温。香港的文物市场也得香港自由港之便利，按照西方行为运作，很快步入正轨。这样的社会氛围，为香港收藏团体的孕育和创建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和条件。

1960年，陈光甫、胡仁牧先生约集香港好古诸友十余人，组建收藏团体。他们以《论语·述而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的经典论述，给收藏团体命名为“敏求精舍”，又以“研究艺事，品鉴文物”作为敏求的宗旨；推选胡仁牧先生为创会主席。诚如利荣森老先生所言：“在其（指胡仁牧先生）殚心竭虑策划下，舍务日有进展，舍员乐为襄助。如林伯寿、黄宝熙、招量行、霍宝材、叶义、黄秉章、赵从衍、何耀光、刘汉栋、毛文奇等经常出席，参与活动。纵观我舍历届主席人名录，仁牧先生肩任斯职凡八届，可见其受爱戴之隆而其功不可没也。”

敏求精舍舍址初设于九龙漆咸道41号2楼，越二年，迁往香港开平道新宁大厦。至1978年，部分会员斥资购置宝云大厦401室，会舍租用至今，众称方便。会舍设有图书室，庋藏中国内地及港、台和世界各地出版之华文图书资料及相关外文书籍，大都是美术、考古、博物、拍卖、收藏类工具书、经典名著及图录，供会员学习、研究之参考。会舍辟有展览室，陈列会友藏珍，以供大家切磋观摩，藉此提高会员研究之兴趣。会舍还设有餐厅，配有专职厨师和服务人员，为会员聚餐创造了方便，有时也作招待宾客之用。会员每月聚会两次，时间相对固定，一次在当月第二个星期的周二晚上，另一次在当月第四个星期天的中午。

敏求精舍会员是一批志同道合者，内部组织很严密，入会的条件也很高，不仅个人藏品要有档次，人品也要好。发展新会员时，充分征求已有会员的意见，有一个“黑球”（反对票）也不行，必须全票通过。经过多年的努力，到90年代本港会员达44人，海外会员13人，名誉会员8人。敏求的会风也很民主，会务实行民主管理，主席任期一般一年， 近期变为两年，这就为更多的会员参与会务管理提供了机会，充分发挥了全体会员的聪明才智。建会40年来，除连选连任者外，已有20余人担任过会舍主席职务。任职时间较长者，除上面提到的胡仁牧先生外，还有任过三届的毛文奇医生，任过两届的利荣森、霍宝材、庄贵仑、罗桂祥、范甲、关肇颐、叶承耀先生等。

40年来，敏求同人热心鉴藏，每月聚会，研究探讨从未间断，藏识日丰，藏品范围愈来愈广，藏品等级愈来愈高，藏品数量愈来愈多。为了扩大视野，提高鉴赏能力，他们坚持邀请海内外文博收藏界的专业人士，在会舍举办专题讲座和研讨会，还不时组团外出，到中国内地及台湾和美、英、法、日、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参观各种艺术博物馆及文物古迹。为了将会员藏品公诸社会，他们经常举办各种文物展览，并印制图录，广为宣传。仅据1985～1990年敏求精舍活动简报统计分析，五年间，他们举办的各种演讲、研讨会就达40余次，如吴冠中讲东西艺术的结合，王季迁讲中国画，刘久庵讲书画之鉴定，严桂荣讲古画的纸和绢，廖静雯主持徐悲鸿研究，万青力讲李可染与20世纪绘画，谢文勇讲近百年的广东绘画；耿宝昌讲唐代青花与宣德五彩，汪庆正讲宋汝窑及哥窑的问题，叶吉吉民讲汝窑的最新发现，刘新园讲景德镇官窑遗址发掘，曾凡讲德化窑瓷器，李知宴讲唐宋陶瓷研究及明初青花瓷，麦雅理讲清代康熙瓷器及中国玉器艺术，杨伯达讲玉器鉴定、关肇颐讲真假古玉等。在这五年中，他们除组织会员参观内地在香港举办的随州擂鼓墩出土文物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展、景德镇珠山出土之官窑瓷器展、北京故宫藏明代绘画展、清代广东贡品展及广州美术馆藏之明清绘画展等6个专题展览之外，还先后5次组团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城市和新加坡以及美国三藩市、肯萨斯、芝加哥、纽约等城市之博物馆参观。在此五年中，敏求除在会舍举办了康熙瓷展、顾铸雅女士绘画展、雍正期瓷器展、乾隆期瓷器及书法展、清末瓷器展、历代草书展、清代书法展、徐悲鸿绘画展、永乐宣德瓷器展、清代彩瓷展、“马画”展、仕女画展、辽金元三彩陶器展等15次展览外，还在香港艺术馆举办了“中国文物萃珍”大型展览。此展共展出会员藏品268件，其中书画75件（内有古代书画48件）、陶瓷105件，其他（包括铜器玉器、竹木雕刻、犀角牙雕、家具等）88件。以上列举的只是敏求在五年时间里做的部分工作，是他们在40年发展中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敏求精舍不但是世界华人收藏团体之先声，仅就他们连续40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弘扬中华收藏文化，取得如此骄人成绩而言，也堪称世界华人收藏团体之楷模。

三

敏求精舍的会员中荟萃了一些既是社会栋梁人材、又是收藏界佼佼者的知名人士，他们的藏品不但等级高，而且影响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享誉世界。如乐在轩之书画、北山堂之书画、萱晖堂之绘画、暂得楼之陶瓷、天民楼之青花瓷、关善明之晚清官窑瓷、徐氏基金之收藏、麦雅理之收藏、攻玉山房之中国家具等。

利荣森老先生是香港一位老资格的收藏家，他祖籍广东，毕业于清华大学。作为一位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他虽然继承祖业奔波于商场，但痴迷中国文物的热情一直不减，收藏的范围很广，古字画、青铜器、古玉器他都喜欢，而且收藏很有成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由他主持的“北山堂”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有力的、长久的支持。他个人的藏品也捐献给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敏求会员林业强先生以及邓聪先生等，在成长过程中也都得到了利老的提携和培养。他对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也给了大力支持。

关善明先生是香港中生代收藏家的代表人物，也是学者型的收藏家。他是香港大学建筑学士，领衔关善明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取得很大成就。在工作之余，他又在香港大学美术系进修，获博士学位。他的收藏理念比较独特，善于开拓一时不被人重视的收藏领域，到一定时候方公开，接着又是办展览，又是出书，一下子就造成气候。如当人们对晚清瓷器还不重视的时候，他却精心收藏了几百件晚清官窑瓷，形成系列，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他又先于别人收藏古玉器、金银器、玻璃器，现在又转向了更不被人重视的古竹编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收藏中自己选、自己买、自己编书写书，自己办展览，这种作风在藏界少有，充分体现了关先生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收藏家所表现出的风格和特点。

敏求精舍的会员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在香港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他们是一群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者和播种者，是世界华人收藏队伍中具有现代思潮、用现代管理模式运作的先知先觉者。正是他们使中国的民间收藏与世界最先接了轨，启迪诱导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进而也影响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内地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民间收藏的潮流中去。他们为中华民族普及文物知识、提高收藏意识、弘扬收藏文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们藉用敏求前主席葛士翘先生在1990年讲的一段话，也许较为形象和客观：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已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物最主要的交易及集散中心，对中国文物的欣赏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博物馆不断举行中国文物的展览，有关推动中国文物的活动，更是异常蓬勃。这许多发展固然具有多种原因，但敏求精舍三十年来的耕耘，不能不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