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红

一九六五年，中国书法界发生过一场很有影响的“兰亭论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学术界一切政治挂帅，此时毛泽东一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使这场论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这是学术争鸣，可以讨论，哪怕没有什么结果，活跃活跃气氛，也是“有比无好”。所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人认为它是一次难得的“百家争鸣”。在《高二适研究·序一》（《东南文化增刊》，1997年）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冯其庸就说：“现在回顾起来，使人感到我们的学术界，就是权威如郭沫若先生那样的人说了偏颇的意见，也仍有人起来反驳的，反驳的文章也仍可以得到堂皇的发表的，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磊落的时代啊！”

好像并没有人给“笔墨官司”下一定义。既称“官司”，亦应当有“官司”的基本特点：论辨双方地位平等，都可以依据事实为自己的论点作充分自由的辩护，胜负则由读者来裁决。而且“笔墨官司”还不同于真正的法律官司，双方尽可以坚持自己观点，并不存在由于“终审裁决”带来的“强制执行”。这样的“笔墨官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局面：在争鸣中尽享自由思想、增进学术的乐趣。

“兰亭论辨”的对象简单明了，是对千年以前一件书法作品真伪作出判断。在一些人看来，这个题目在政治上相当保险。高二适反对郭沫若的文章中，甚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看法提出异议，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而且《文物》杂志还将其手稿影印发表。这种待遇，怎让人不相信“兰亭论辨”的学术公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