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李雪梅

与人类文明史同样久远的收藏又跨过了一个世纪而进入新千年。时间不留痕迹地流逝了，而那些流传于世的艺术品，却能让人体味到时间的价值与分量。

回首20世纪，中国百年收藏的诸多辉煌与遗憾都值得大书特书：20世纪是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季节，也是中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大发展的时节，殷商甲骨、敦煌遗书、周原古物，以及大批的封泥、瓦当、陶俑、玺印乃至“北京人”化石的发现，都曾刮起一阵阵收藏旋风；但20世纪也是中国文物流失数量最多、藏厄发生最频繁、真与伪的较量最激烈的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国人的收藏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一家一姓的世代秘藏已成为过去；政治动荡，经济兴衰，京派、海派收藏以及后起的港台收藏，无不影响着一时一地的收藏风尚；古玩市场的辗转起落，艺术品拍卖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等，无疑都是20世纪中国收藏最值得回味的话题。在此，我们不妨对已经过去的20世纪的收藏，作一番回顾和检讨，因为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已为新的世纪收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蕴含以至指明了新世纪收藏发展的方向。

一、20世纪的收藏格局

20世纪中国收藏发展的时代色彩浓重：世纪初敦煌秘笈、西域古文书及甲骨卜辞等考古大发现似乎为时太早，因为国人尚无力掌握它们的命运，这也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收藏家留下诸多遗憾。之后是民国初期古籍善本风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古钱、邮票大有市场，40年代追逐故宫流散书画，50年代捐献文物，“文革”时期毛主席像章、语录风行天下，80年代，邮币市场风风火火，古旧家具率先复苏，90年代皇家传世珍品受到热烈捧场，名家书画被大肆炒作，及世纪末老照片带来的怀旧潮，鲜明的时代特色使中国百年收藏跌宕起伏，情节生动。

20世纪的公私收藏是交错共生互动发展的。中国私人收藏源远流长，在清末民初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的高峰，而公共收藏则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自1905年张謇创建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及1912年北京古物陈列所成立后的10余年间，全国各省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公共收藏起步虽晚，但它在嘉惠学者、恩泽后代及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等方面，无疑较私人收藏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加之中国近代局势动荡，公共收藏较私人收藏相对安全稳定，同时也符合世界收藏文化发展的潮流，故在20世纪的上半叶，由私秘转向公享公用成为社会进步人士的共识，私人收藏因而成为公共收藏的重要补充。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急需得到民间收藏的支持，社会上层人士及著名收藏家带头捐献家藏秘笈文物，如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天津市副市长周叔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以及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等，先后将数十年甚至数代来之不易的家藏珍品捐献国家博物馆，从而带动了全国范围的捐献文物热潮，使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50年代的文物捐献运动使长期沿袭的以收藏为荣为文雅的时代成为过去，但民间收藏仍有相当规模，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抄家风中得到验证。当时“造反派”从许多人家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车来计算的。经过席卷全国的抄家与打砸抢之后，残留在人们家中的秘宝已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的象征，避之惟恐不及。中国悠久的民间收藏活动陷入沉寂的谷底。

在私人收藏受到极大扼制并复归隐秘的时期，公共收藏除大量接收和低价收购民间流散文物外，考古发掘品也不断充实各地的博物馆。20世纪50～70年代末的公私收藏关系，大有扬此抑彼的势头。

20世纪的最后20年，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政治氛围日渐宽松，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收藏热望被迅速鼓动起来。全国上下对方寸邮票的痴迷与狂热，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停办已久的古玩市场和新兴的艺术品拍卖行不仅把人们收藏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更把海外的收藏家也吸引了过来，全国的收藏队伍迅猛增长。

可以说，20世纪最初的30年和最后的20年，是中国公私收藏尤其是私人收藏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两个时间段的对比也颇有意味。当然，导致这两个阶段收藏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迥然不同。世纪初收藏的兴起与剧烈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世纪末中国收藏的复苏勃兴则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导致藏品聚散和流转速度大大加快，以致这一时期的收藏家层出不穷。这一代收藏家不仅实力雄厚、社会关系复杂，而且多有一定的学术根底，注重考究，著述颇多。世纪末的老收藏家如王世襄、朱家氵晋等依旧保持着这股自清代乾嘉沿袭下来的勤于著述考证的学者风范，而新起的中生代收藏家则具有更多的时代气息，无疑，他们是最善于把握机遇的人。当人们的收藏意识尚未觉醒时，他们便先人一步投身收藏，并由此而积聚实力。他们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所练就的文物鉴别能力和经验，甚至比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考古专家更扎实更丰富。他们中许多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勤于笔耕，善于对外交流，成为中国新时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

世纪末民间收藏发展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它的群众性大大增强，收藏社团组织的快速发展便是明证。世纪初是中国收藏社团活动的酝酿期，在最初的10年仅有文人雅士之间的诗画会等类书画鉴赏活动。20～30年代，古钱币学社和集邮组织活动频繁，然而在抗日战火的摧残下，各地收藏社团活动难以为继。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是中国民间收藏社团活动最为兴旺的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成立省、市级的综合性收藏组织，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专业收藏团体也为数不少，全国各地的收藏联谊活动更加频繁紧密。

收藏门类已不再局限于字画、青铜、陶瓷等文物古玩也是世纪末收藏的一个突出特点。举凡古旧钟表、老式照相机、月份牌、招贴画、电话磁卡甚至烟标、火花、钥匙、算盘、筷子、纽扣、啤酒瓶盖等，都成了人们的收藏新宠。那些颇具特色的家庭收藏馆，也成为当代社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世纪末的公共收藏也发展迅速。仅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即从1978年的349个增长到1999年的1374个，20年间增长了3倍。公共收藏的数量虽然发展很快，但一些弊端也日渐暴露。由于展览内容单调，形式呆板，除那些大型、有特色的博物馆保持经久不衰的活力外，许多博物馆门可罗雀，甚至面临举步维艰的境地。由于许多重要的、有文献史料价值的文物被长期封闭在库房中得不到有效利用，一成不变的公共收藏管理体制及运作方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而此时，新型、运作更灵活的私人博物馆和企业博物馆应运而生，为略显沉闷的公共收藏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国外，由企业财团和各种类型基金会建立大型博物馆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可在中国近百年博物馆的发展史上，却很难找到这样的实例，直到1999年12月保利博物馆正式开馆，才突破了我国主要由政府以及极少数的个人开办博物馆的传统格局。可以预测，在21世纪，除传统的私人收藏和20世纪新生的公共收藏外，企业收藏将是中国收藏发展的新热点。

二、文化厄难与抢救海外遗珍的斗争

中华民族的文明步履实与困厄磨难相伴随。历经秦末战祸、王莽之乱、董卓之乱、永嘉之乱、侯景之乱、隋末战祸、安史之乱、唐末战祸、靖康之难、元初战祸、明清易代之变、清末战祸、日寇侵华之祸，中国文物、书籍、古迹损失不可计数。

文化厄难中影响最大的是书厄，中国文献典籍自诞生之日起，便厄运不断，历次战乱，图书均遭毁散厄运。隋代牛弘曾举出书有“五厄”，即秦始皇下令焚书，西汉末年长安兵起，“图书并从焚烧”；东汉末西京大乱，图籍燔荡；西晋末京华覆灭，“朝章阙典从而失坠”，南朝梁元帝萧绎在行将灭国时，将公私典籍焚毁。后来，明胡应麟又补充隋末江都大乱、唐安禄山作乱、唐末黄巢入长安、北宋靖康之乱、南宋末元兵攻陷临安等五次书籍大灾厄，连同牛弘所举，共为“十厄”。而胡应麟身后，还有清乾隆借编《四库全书》而收缴销毁图书之厄。至于20世纪60、70年代“文革”对图书的摧毁之烈，至今使人记忆犹新。

上述大的战乱或书厄，在中国历史上平均是每百年一次。但20世纪的100年，大的藏厄至少有3次，即中国文物的大规模流失；日军侵略中国时的焚毁掠夺；及“文化大革命”给收藏文化带来的灾难。这些灾难对中国文化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显现。

中国文明悠久，文物浩繁，千百年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几乎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发现中国文明的印迹。虽然其中大部分是通过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而东流西布，但也有许多是在我国国势孱弱、贫穷落后的时代，被西方列强及文化强盗们以武力或其他欺诈手段巧取豪夺的。

早在1840年，入侵列强就已经把中国的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1900年，八国列强洗劫了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的宫廷收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敦煌拥有的宝藏无以计数，但保留在国内仅有2万件，而藏于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及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的精品即达3万多件。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流失海外的有26700片之多，其中仅日本即达12443片。民国初年，贪图奢华的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将6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后经变卖、哄抢，绝大部分已流失海外。1928年，清东陵乾隆和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率部野蛮盗掘，墓中所聚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散佚异域他乡，其损失之浩大，至今无法估算。

据不完全统计，在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这些遗失海外的中华瑰宝一直为中国人所关注。清末杨守敬已开始在日本收购中国古籍。民国时期，我国不少学者已留意海外中国文物材料的搜集和研究。王重民等学者在欧洲查访敦煌遗书和太平天国典籍，刘海粟1927年曾在日本东京目睹上千幅中国流失海外的名画佳作。容庚在1935年出版有《海外吉金图录》，1941年刊印的名为《商周彝器通考》中也收录了许多国外藏品。陈梦家自1944年开始赴美收辑青铜器材料，1946年出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1963年增补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学者赴国外考察、访问者日多，中国的海外遗珍再度引起国人的关注。李学勤先生根据历年的考察访问，撰有《记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记英国收藏的殷墟甲骨》等，1998年出版有《四海寻珍》。此外，陈传席、林树中调查中国书画，王树村关注中国民间艺术品，李孝聪追踪中国古地图，还有一批富有文化使命感的企业也纷纷投入到追寻中国海外遗珍的工作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物外流的暗潮在不间断地涌动，但与此暗流相抗争的努力和行动也一直未曾中断。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宿白教授等发表讲话和文章，指出当年那些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中国，非法进行考古、诈骗的文物贩子应被追究，要求国际舆论依照《世界文物归还公约》敦促有关国家归还中国敦煌文物。这一呼吁已得到反响，日本东京大学铃木教授等提供了其所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专门记载中国流失的名画），前不久一位日本收藏家已将其收藏的部分敦煌画和文件送回了敦煌。

近几年来，人们惊喜地发现，国宝回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公司等许多收藏实体和收藏家，都已参与到追寻、抢救中国海外遗珍的行动中。保利集团更是大举出手营救中国海外遗珍，为中国国有企业树立了崭新形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百余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暗潮，将被中国新起的收藏群体所阻挡。继续追索中国的海外遗珍，无疑是21世纪中国学者、收藏界和实业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方向。

三、真与伪的世纪较量

中国古代书画、青铜、瓷器等造假仿古之风由来已久，致使能否辨别真伪成为衡量收藏家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20世纪，伴随着新的考古大发现，传统的文物造假之风已波及到甲骨、文书、简牍、化石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科学意义的收藏品上，而且其影响已超越国界。仅从20世纪初的阿洪西域古文书造假案和20世纪末的“辽宁古盗鸟”化石事件，便可看出这百年间有关收藏品真与伪斗争的激烈和复杂。

19世纪末，因德裔英国东方学家霍恩勒成功地辨识并解读了“鲍尔古本”，使西域各古代遗址所出的古文书成了西方博物馆的宠儿。当时西方一些古文字研究专家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收集出自西域的古代手稿。很快人们就发现，大部分文书都是和阗地区一个名叫伊斯兰·阿洪的人提供的，而且他的文书发现经过总是带有很强的故事性。一时间，“阿洪手稿”不胫而走，而且越出越多，字体也越来越繁复。欧洲主要国家都有人专门研读“阿洪手稿”，这些文书也一度被视为是分属十几个古代民族或国家的文字。

但事实上，伊斯兰·阿洪是个天才的古代文书伪造者。开始时他自己走村串乡收购文书，然后加价卖出。后来便以真文书为蓝本仿造，再之后是自行臆造，最后干脆刻模印制。他随心所欲地发挥想象，伪造出一种又一种“文字”。这些“文字”又因其合作者的个人风格再体现出迥异的面貌。由此，阿洪制造的“不可识文字”多达12种字体。

最早怀疑“阿洪文书”真实性的是瑞典传教士贝克伦德，但真正揭穿“阿洪文书”假面具的是著名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虽然这早已成为历史的往事，阿洪文书的真相也早已大白于天下，但无数学者数年间所白白耗费的财力和精力还是令人叹息。但更令人扼腕的是，类似的事件仍在不断重演，世纪末的化石造假风波又使人面临同样的话题。

最近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辽宁古盗鸟”事件本身并不太复杂，但却是古生物研究史上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件，它不仅在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当中，甚至在普通大众当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这一故事开始于1999年2月初。当时犹他布兰丁恐龙博物馆馆长赛克斯在美国图桑的化石市场买下了他认为非常具有科学价值的一块化石，这就是来自中国辽西并从中国非法走私出去的“辽宁古盗鸟”化石标本。在之后的研究中，已有外国专家注意到古盗鸟标本有点问题，如身体和尾巴之间没有关联，后来的CT扫描也显示出有些裂缝似乎是人为拼接在一起的，尾巴并非自然地连接到身体上，但是根据化石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化石骨骼的特点和岩性，还无法找到这一标本是由不同动物拼接而成的证据。故1999年11月，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有关“辽宁古盗鸟”这一重要发现的文章和图片。1999年12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的青年科学家徐星和同事们在研究另外一件采自辽宁的兽脚类恐龙标本时，发现这件标本的尾巴恰恰是古盗鸟标本上尾巴的正模，因此有了充足的科学证据，表明曾轰动一时的“辽宁古盗鸟”是一个由不同动物的骨骼拼凑起来的动物，是一个人为的“物种”，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为了彻底澄清有关疑问，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邀请徐星于2000年4月携带新发现的恐龙标本前往华盛顿接受由5名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的最终确认。最后一致认为，辽宁古盗鸟确实是由不同动物拼凑而成的。2000年5月28日，这块从中国流失到国外的“辽宁古盗鸟”标本终于回到了中国，并保存在古脊椎所标本馆中。

无论在收藏还是学术研究领域，真与伪的斗争依旧会持续下去，并仍将是21世纪的热门话题。数百上千年的仿古造伪风，使社会对真伪并存的古玩摊贩市场相对宽容，对诸如在琉璃厂等正式营业的古玩商人寄予行业自律的厚望，但对新兴的与国际接轨的大型的拍卖行，人们确实希望的是物有所值的保真服务。至于用于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的收藏品，更容不得一点虚假成分，以赝品为据得出错误的信息，不仅于社会无益，还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四、世纪之交的热点——艺术品拍卖

兴起于西方的拍卖活动，引进中国已近一个世纪了。但拍卖在中国的复兴和走向繁荣，新旧世纪之交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在中国拍卖收藏品，早期主要是邮品，后来渐及于钱币和古玩，但规模有限。建国初期，民间收藏进入低潮，古玩市场备受冷落，艺术品拍卖更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伊始，国内的收藏圈子较小，交流不便，许多人苦于找不到一条理想的收藏途径。随着群众性收藏热的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已先后有数十家拍卖公司成立，大小规模的拍卖会此起彼伏，一时间，参加拍卖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当然拍卖会对促进当代收藏文化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20世纪末的拍卖热潮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如果说最初参与大陆拍卖的实力雄厚者多是来自港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地的投资商和收藏家，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国内买家渐露峥嵘。在翰海1995年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中，有70％的竞拍者是国内买家，他们在拍卖会现场展示的蓬勃生机和志在必得的锐气，令一向叱吒风云的香港、台湾等地的买家风光不再。海外收藏家为大陆旺盛的买气和强烈的购藏欲望吸引，纷纷释出收藏，致使长期流落在外的中国遗珍开始归巢。

在世纪之交的拍卖热潮中，实业界的参与是一般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已从拍卖的击槌声中，敏感地意识到拍卖竞争给艺术品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升力。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艺术品收藏已成为仅次于房地产、股票的热门投资项目。

如果说企业参与拍卖难免有随意性，博物馆的参与却有极强的针对性，它们谨慎而执著地购藏那些有分量的、能弥补馆藏不足的稀世之珍。来自民间、海外的数千上万件拍品，为公藏增加了征集的机会；而公共收藏的积极参与、对拍卖热的持续发展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中国拍卖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收藏群体的日益成熟，使我们对新千年的收藏充满期望。

21世纪是资讯服务更为发达的世纪，传统的收藏方式将面临新的挑战，互联网为收藏品的交流、展示、鉴定、研究甚至买卖，提供了更广泛更便捷的方式，但在虚拟成分日渐增多的现代世纪，那些历经磨难凝重而又充满温情的美好的艺术品，给人们带来的身心愉悦，是难以被取代的，在新的世纪，人们将更加看重收藏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压题照：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被发现，“显”不逢时，绝大多数珍宝被外国人掠走，掀起了国人一个世纪不解的情结。 责编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