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彦

为了工作的关系，我带着家眷从故乡迁到上海来住了。收入是微薄的，我决定在离开热闹的区域较远的所在租下了两间房子。照着过去的习惯，这里是依然被称为乡下的，但我却很满意，觉得比那被称为上海的热闹区域还好。这里有火车，有汽车，交通颇方便，这里有田野，有树木，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房租相当的便宜，合于我的经济情形；最后则是这里的邻居多和我一样的穷困，不至于对我射出轻蔑的眼光来。

于是我住下了，很安心地，而且一星期之后，甚至还发现了几个特点，几乎想永久地住下去了：第一是清静，合宜于我的工作；其次是朴素，合宜于我的孩子们的教养；再次是前后左右的邻居大部分是书店的编辑或学校的教员，颇可做做朋友的。

但是过了不久我不能安静地工作了。

“爸爸!爸爸!”……我的两个孩子一天到晚地叫着，扯我的衣服，推我的椅子，爬到我的桌子上来，抢我的钢笔，扰乱我的工作。

为的什么呢?

“去买一个汽车来，红红的!像金生的那样!”

这真是天晓得，我哪里去弄这许多谢房租要付，衣服要做，饭要吃，每天还愁着支持不下来，却斜刺里来了这一个要求。

“金生是谁呀？”

“六号的小朋友！他们已经交结下了朋友了。”红红的!两个人好坐的，有玻璃，有喇叭——嘟!……”

这就够了，我知道那样的车子是非三十几元钱不卖的。

“去问妈妈，我没有钱，”我说。

他们去了，但又立刻跑了回来，叫着说：

“问爸爸呀!妈妈说的！”

我摇了一摇头：

“我没有钱。”

于是他们哭了，蹬着脚，挥着手，扭着身子，整个的房子像要被震动得塌下来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