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赤兵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时有因不掌握制空权，地面部队和交通线总处在美军的空中威胁之下，边境地区领空常遭到袭扰。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遂着手研究筹划创建中国航空工业。

一

1950年12月19日下午，段子俊奉召匆忙赶到东北局驻地。一见面，东北局书记李富春就告诉段子俊：“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要调你去工作，而且马上就组团到莫斯科，进行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谈判。”

就中共中央关于筹建航空工业及赴苏谈判的精神，李富春向段子俊简介说：“一、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航空工业建设问题，但必须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二、在技术准备上，主要靠苏联的力量；三、工作如何组织起来、组织的形式，要认真而慎重地考虑”。

段子俊匆匆赶到北京，就参加了在西花厅连续两次召开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的人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粟裕、陈士渠、封永顺,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及段子俊等。

会议中心议题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

针对中国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的特殊情况，周恩来阐述了先修理后制造，由小到大的发展方针。

会议还商定了组团赴苏联的事宜。关于谈判，周恩来已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打了招呼。会上定下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组成，何长工担任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们交待说：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同苏联谈判，原则上是依靠他们，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成配套的航空工业。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带着周恩来“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希望他们帮助”的一再嘱咐，在北京登上苏制“伊尔－12”型飞机，经赤塔前往莫斯科。

从此，段子俊便投身航空工业建设事业，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这次谈判中，他协同何长工，根据中央精神，就航空工业建设道路和原则、生产规模、以及聘请专家等问题与苏方达成协议，并坚持苏联援建项目在中国设计，而不是对方原先安排的在苏联进行设计，从而大大加快了航空工业六大主机厂的建设进程。同时增添了谈判内容，请求苏方派修理列车来华，为及时完成朝鲜作战飞机的修理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3月末，圆满完成谈判任务，从苏联回到中国，段子俊立即投入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的紧张工作之中。为了保障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创建工作，进入运行，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4月17日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置于军委领导之下，并决定聂荣臻、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等为委员，聂荣臻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

1951年4月18日，中央就航空工业建设又发出通知，通知称：“为适应空军建设，根据中央决定，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配工作，由段子俊同志任局长。”

5月15日，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署名转发政务院4月29日文件，批准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由段子俊负责，该局在沈阳开始办公。

为了加强对航空工业的领导，7月，政务院决定何长工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为副局长，段子俊为全面负责代职代行的副局长。1952年8月，航空工业局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代号二机部四局，他任四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分党组书记，全面主管技术和生产。

二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抗美援朝中诞生的。当时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空军有数百架飞机和大批发动机急待修理。航空工业局成立后，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方针，段子俊一面抓航空工业的改建工程（按照中苏协议，先改建哈尔滨、沈阳、南昌、株州等地的6个主机厂）；一面是前线急需，狠抓飞机修理。当时生产条件很差，工人技术水平很低，很多人连飞机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为了尽快改变生产管理落后，技术水平低的状况，他组织动员企业各级领导，紧紧依靠苏联专家，努力学习掌握修理技术，并按专家建议，大力推行以计划图表组织生产的现代化管理，同时尽可能地利用正在建设中的生产条件，有效地完成了飞机修理任务。1952年航空工业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根据当时飞机修理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经征询苏联专家的意见，他在会上首先提出了“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对日后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那时起至今，航空工业在生产、科研和基本建设中，一直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

1950年底，在赴苏谈判代表团出国之前，周总理曾指示说：“中国是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由修理发展到制造。”为了实现周总理这一指示，段子俊经常苦心深思，中国人怎样才能尽早地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出自己的飞机？生产建设上如何安排？分几个步骤？要创造怎样的条件？于是他在积极组织完成战争急需的飞机修理任务的同时，多次向苏联专家请教，深入调查研究，终于形成了一个用3至5年时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设想方案，在征得重工业部领导的支持并经部党组同意后，1951年8月，他与何长工联名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仅隔两天，李富春、陈云即先后主持会议对他们的报告进行了审议。随后，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又先后召开军委和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听取何长工、段子俊关于航空工业3至5年的计划方案。会议一结束，聂荣臻、李富春就根据他们的建议，正式向毛主席、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利用现有工厂，在3至5年内改建成飞机制造厂的报告，其中包括建厂方针、生产规模以及选厂原则等，周总理阅后批示：拟予同意。毛主席最后批准“照办”。这个3至5年计划方案的重点目标是3年出教练机，5年出喷气式歼击机。按照这个计划执行结果，航空工业于1954、1956年先后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及喷气式歼击机，提前实现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目标，结束了中国人不能自己制造飞机的历史，而且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掌握喷气飞机制造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1954年7月26日中国制造的第一架活塞式飞机在中国工农武装打响第一枪的南昌首次升空，8月1日，毛泽东主席就发来了贺电。

1956年8月，首架国产米格－17喷气式歼击机也制造了出来，并试飞成功，比预定计划又提前了一年。9月8日，庆功大会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局诞生地沈阳召开。聂荣臻元帅、国家科委主任韩光、司法部长史良、轻工业部长沙千里、建材部长赖际发、军委装备部长万毅等，都到会观看了飞行表演。周恩来亲自批准，颁发奖金20万元，以鼓励试制单位。毛泽东也分外高兴，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这些成就都诞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航空工业由此崛起，因此航空工业战线的老人，都称那个时期为航空工业的“黄金时代”。

航空工业素有“工业之花”之称。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勃然兴起，还对我国冶金、电子、机械等各项基础工业和技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

同时,从1956年开始导弹工业被提到重要日程。这时由于飞机生产已由修理走向制造，不仅为航空工业日后的发展打下初步基础，而且为我国导弹工业的起步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

航空工业创建伊始，最缺乏的是各类人才。也许与在大连创办过电讯专科学校及大连大学有所影响，他到航空工业局后，对航空教育工作非常重视。1951年到1952年期间，按照生产与教育并进的方针，在大力建厂的同时，积极创办了4所中专及1所大专。从这些学校的校址选定、专业设置到教学资料的采用，他都亲自主持研究确定。在航空工业第一次教育会议上，他就强调指出：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要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按照苏联的规定，空军正在使用的飞机及其资料是不能供给教学用的。当时航空工业的苏联总顾问也坚持此项规定在中国也不能例外。但是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保证教学质量，他经请示何长工代部长，硬是打破了苏联的框框，把当时在空军服役的米格－15飞机资料提供给学校。

一个国家制造先进飞机不能依靠仿制别国的产品，而是要立足于本国航空科学技术的进步。否则，只能步人后尘，永远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创建我国的航空科研事业，当我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刚问世不久，1954年12月，他便与王西萍同志一道去苏联考察，要求苏联航空工业部给我方提出建设航空科研机构的备忘录，为我国航空科研机构如何起步进行了准备。1956年，航空工业响应中央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先后建立起飞机、发动机、仪表设计机构及航空材料、航空工艺、飞行试验、技术情报等科研机构，并开始自行设计歼教一型飞机。

四

1963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部（三机部）。随之，段子俊被任命为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主管规划、计划、生产。当时，航空工业比较好的完成了调整任务，各方面开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他负责主持编制航空工业“三五”计划时，经过酝酿，向部党组提出：“少建一套工厂，多上一批科研机构。”此议得到孙志远部长和部党组的赞同。气动、发动机试验、强度、试飞等一批重点科研试验研究所被列入“三五”计划。这些项目经过多年奋斗，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对我国航空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航空科研方面，他不仅积极支持科研机构建设，而且坚决贯彻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主张科研面向生产，生产要为科研服务，两者必须紧密协调配合，才能使航空工业健康发展。对此，虽然遇到过一些争论，但他始终坚持，毫不动摇。

我国的导弹事业起步较晚，为了能把导弹制造迅速搞上去，国家最初采取了导弹与飞机生产两者结合的作法，即利用航空工业的已有基础，在航空工厂开辟生产线组织导弹试制生产，并将这种形式形象地称之为“一宅两院”。当时航空工业方面由他负责主管导弹的试制及生产线的基本建设。他经常会同国防部导弹部门的领导同志，深入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并迅速在南昌、沈阳、株州建成舰舰、地空、空空一批导弹工厂或专业试制生产线，为我国早期导弹事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1958年4月，他陪同刘少奇同志参观航空工业展览，当面汇报了对飞机与导弹的功能认识与生产组织上出现的分歧，并提出了两者都应受到重视与发展的意见，得到了少奇同志的赞同。

五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诬陷为在航空工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祖师爷”，受到批判斗争，“靠边站”。后来下放参加采石、修路、盖房、种地等繁重劳动。“九·一三”事件后，他和一批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

从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航空发动机对外引进中断，自行研制远远接不上，造成现役的发动机性能日益落后，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不断发生等级事故，成千上万台发动机返厂排故，空、海军和援外飞机频频告急。1971年12月，周恩来总理彻夜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一语破的，他指出：空军的关键在飞机，飞机的关键在发动机，“心脏不好”，问题不解决，何以打仗，何以援外！并当场同意从英国罗·罗公司进口一批民用“斯贝”涡轮风扇发动机。

从航空工业创建以来，西方军用先进的航空技术一直对我严密封锁。1972年，英国同意向我单独出售民用“斯贝”发动机。1973年7月17日，英方又约见我驻英大使，表示已授权罗·罗公司，谈判向我出售军用“斯贝”发动机。8月2日，叶剑英副主席在听取有关汇报时，明确指出，英国同意向我卖军用“斯贝”技术，是好事情。我们主要是把技术买到手，同时要利用斯贝，突破英、美在军用方面对我们的封锁。在此前后，周总理、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等，多次听取外贸部李强副部长和段子俊汇报，多次作出批示，直接过问、决策引进“斯贝”发动机。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引进“斯贝”一时也成了轰动的“政治问题”，被批判为“卖国主义”、“爬行哲学”，王洪文更跳出来横加干涉，对不同意引进斯贝的信件批示“应当重视”。当时航空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也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不买“斯贝”发动机的报告》。5月11日，叶副主席毅然批示：“我的意见，不可不买，不好多买”；“目的是引进外国技术，促进自己发展”。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我看对”，“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好（指引进和自行研制）”。1975年6月，他又分别批示：“我同意引进新技术，加速我国飞机工业发展”；“这一件事是我和剑英同志提议的……因英国的飞机发动机的制造和质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1975年8月，中英双方进行实质性谈判，1975年12月13日，签定了中国引进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的合同。

在引进“斯贝”的全过程中，段子俊对周总理、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决策，心领神会，坚决执行。他不顾极“左”思潮所施加的“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压力，排除各种干扰，协同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和国家计委的有关领导，完成了“斯贝”发动机的引进任务。

引进以后，如何用好“斯贝”，也是引进成败的关键问题。他组织技术人员，根据张才千副总参谋长提出的空军急需的飞机性能要求，经过详细调查计算，研究提出了用“斯贝”发动机为动力的歼六后继机方案，但得不到当时航空工业部主要领导的支持；用“斯贝”发动机作强五飞机后继机动力的方案，也被搁浅；在新型歼击机的动力选配方案上，他又一次推荐选用“斯贝”发动机，但又被否决。段子俊面对“斯贝”技术和“斯贝”发动机的应用的艰难局面，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斯贝”的前途。1977年，研究新歼击轰炸机方案，段子俊亲自主持有关军兵种领导参加的方案审议会，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以“斯贝”发动机为这种新的歼击轰炸机的动力的方案。这个方案，经中央批准立项。这种新的歼击轰炸机研制成功了，中国人第一次给它起了一个骄傲的名字——“飞豹”。“飞豹”1998年珠海国际航展上首次亮相，立即引起轰动。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飞豹”又编队英姿飒爽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检阅。

六

航空科研和工业生产体制，1964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实行部、院合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航空工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又分立，统属于空军管辖，科研、生产力量拧不成一股绳。对此，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亲自委托叶剑英副主席召开航空汇报会。航空汇报会经过一段预备会议，于1972年12月28日正式开始，1973年2月28日闭会，正式会议历时60余天。出席会议的有航空工业部、航空研究院、上海机电局、七机部三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及其有关工厂、研究所。段子俊负责组织领导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叶剑英副主席对会议极为重视，先后4次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讨论；先后同9个单位到会代表进行了7次谈话，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并5次到会作长篇讲话。

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叶剑英副主席明确提出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科研、生产“一担挑”的航空工业生产、科研的体制原则。不言而喻，段子俊完全赞成和支持航空工业生产和科研结合的管理体制。

1973年3月28日，经毛主席批准，任命段子俊为航空研究院院长，夏屏西为政委。同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航空研究院划归航空工业部建制领导。从此，航空科研、生产力量汇集到了一起。

七

歼八飞机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至70年代末，歼八飞机研制已经历了10多个年头，克服了许多技术难关。当时，段子俊在部领导班子中分工主管科研（还主管新机试制、教育、外事等），他对歼八飞机研制非常重视。他深知，航空产品能否通过定型鉴定，是型号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定型，才能使型号研制得到进一步的经费支持，从而迈向一个新的高度。他就歼八飞机的研制情况和当时的空军副司令、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曹里怀同志进行了多次认真研究，并取得了共识。1979年12月下旬，由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组织在沈阳召开歼八飞机定型鉴定会，就歼八飞机能否定型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只有使歼八有条件地通过定型，歼八飞机才有发展的希望，但也有一些同志不赞成定型。两种不同意见争论十分激烈，段子俊慷慨陈词，支持歼八飞机定型的意见。会议一直开至1979年12月31日深夜，才基本统一了认识，曹里怀同志在总结会议上一锤定音，肯定了歼八飞机可以定型。与会同志稍事休息后，即登上空军的专机，在飞机上段子俊和其他与会的同志一起，遥望东方喷薄的晨曦，迎来了80年代第一个元旦。

歼八飞机定型后，各项研制任务重新得到了经费的支持，研制进度明显加快。十几年以后，歼八飞机逐渐研制出了几种改进型号，形成了歼八飞机系列。歼八飞机装备部队后，成为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主要作战机种之一，为保卫祖国领空，立下了汗马功劳。

八

1978年4月，段子俊被中央任命为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主管航空工业的生产、科研、外事和进出口贸易等工作。他坚决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11月到12月,段子俊作为主管部领导同部长一起率领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出访西德、法国、英国,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航空工业第一次对外的重要出访,以此为开端,我国航空工业走向了世界。代表团回国后,即向邓小平副主席作了汇报。根据邓小平面示,部党组决定,于1979年1月在国防工业系统中，率先组建了外事外贸机构——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同时为部外事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并获王震副总理批准。为了加强领导,并决定成立了部外事外贸领导小组,由段子俊任组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航空工业展开了全方位、多姿多彩的外事外贸工作。近两年， 中航技进出口总额在我国同类企业中名列前10名。

打开对西方的交往渠道。他亲自主持、领导对英、法、西德、美多次谈判,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开辟国际市场，推动飞机出口。在段子俊组织领导下，从1979年开始，先后派出赴埃及、索马里、巴基斯坦、约旦代表团，签定了歼六、歼七、强五、运十二等多种飞机数百架、总金额几亿美元的出口合同，为我国出口创汇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在他的主持下，中航技公司率先进入约旦，成功地进行了工程承包，并得到了约旦国王、首相等的高度评价。

九

1964年2月，我国航空界跨部门的学术团体——中国航空学会，在中国科协领导下，由三机部、空军、七机部、民航、海军航空兵以及航空高校等部门和单位联合组织，在北京正式成立。段子俊给予积极支持并出席成立大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学会被迫停止活动；1973年，航空学会原工作人员上书三机部，要求恢复学会活动并恢复出版学会主办的刊物。段子俊考虑到外事活动和科普宣传的需要，促成三机部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恢复航空学会活动并恢复《航空知识》出版。这个报告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复同意。这是全国100多个自然科学学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中央批准恢复活动的第一家，起到了带动各学科恢复学术交流和科普出版的作用。

段子俊亲自担任了恢复活动后的中国航空学会党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至1993年离任)；1992年，在段子俊、张彦仲等精心组织领导下，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世界航空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获得很大成功。来自30多个国家的270多名外国专家、代表和近百名国内航空界代表出席了盛会。印尼科技国务部长哈比比(后来成为印尼总统)，乘专机前来北京出席并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宋健、朱光亚等领导同志，分别为大会题词。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主席桑梯尼在大会闭幕词中，对中国主办这届大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次大会是该组织自1957年成立以来，所举办的历届世界航空科学大会中最成功的一次。

1981年，段子俊退居二线，担任航空工业部顾问，继续担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航技公司副董事长，仍然为航空工业发展操劳。随后，他受部党组委托，担任航空工业史编审委员会主任，主持《航空工业史》的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1999年，正式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史》。

1984年，段子俊经中央批准离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受部党组委托主管航空工业劳动服务公司工作。1984年，他还受部党组委托，担任《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的编委会主任，组织精干队伍，历经4年，六易其稿，全书计55万字，300幅照片，于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随后，该书又出版了英文版。

段子俊自1932年离开河南济源，由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走向广阔的革命道路，迄今已近70个春秋。在阔别故乡的漫长岁月里，他经常怀念起那些当年曾经战斗在豫北地区，对他进行过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引导他走上革命人生的革命先驱者。

段子俊已届88岁高龄，仍然时刻关心生他养他的家乡山水草木；深切关心自己大半生为之奋斗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每每谈及，他都十分动情。这就使我们想起了1988年5月，陈云同志书赠段子俊的郑板桥的一首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万龙孙绕凤池。”

责任编辑：林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