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朋

《回到马克思》一书出来后,就有著名学者说,如果该书的本意是寻找“新”的马克思,或者寻找理解马克思的“新”路子,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说本书的目的是要宣布我们以往对马克思的解释全“错”了,这种断言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同意这种看法。这样一本书卷气很重的著作居然能够吸引我们读下去,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满足了读者的某种兴趣——马克思的“另外一面”。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他的形象似乎一直在变。悉尼·胡克——此公二十世纪末期在法兰克福研究马克思的时候还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不断疏远、反叛,最终成为美国重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在六十代曾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大意是说:在第二国际宣传影响下的马克思,是《资本论》的作者,是一位面孔严峻、目光锐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在列宁主义时代,马克思则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位风尘仆仆、激情满怀的革命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那里,马克思则又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者,一位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宗教先知”、“人道主义思想家”……等等。这种描绘多少有些漫画化,但也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马克思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确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岁月,这是正常的。马克思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其形象何尝不是在不断变化?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那个大胡子画像的马克思给人的印象是既威严神圣而又神秘莫测;改革开放之初有一段时间,马克思似乎从革命家变成了人道主义哲学家;但不久他便渐渐远离我们而去,形象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