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火

近三年来，我个人的创作成果，除散见于十几家杂志上的一些中短篇“应景”之作外，主要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保姆》，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中国保姆》。目前，我有三部长篇已进了印刷厂，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可以在新华书店的柜台上看到，他们是：40万字的《漂泊》将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30万字的《走向辉煌》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万字的《面对》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两部长篇正在写作中，大概在明年的下半年能够上市，具体内容暂时保密，这是出版社的商业需要。

就我个人而言，书出了好几本，奖也拿了好几个，但是仍感到自己不踏实。我想这“不踏实”大概来源于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面我将就此谈几点自己的想法。

“红色时期”带给作家的是“紧跟”、“歌颂”、“斗争呼号”等指令性课题；而反思年代则给文人们提供了“痛定思人道”、“重铸国魂”、“甩掉包袱”、“昂首前行”的思考理解模式：但是，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的中国时，一切都被冲破了，金钱美女、人性欲望等等，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文学的殿堂。同时，经济杠杆的制约也使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商品，主宰它的不再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甚至不是作家，而是商品经济这只大手，是实现文化投资的企业、民营实体，甚至是那些能够掏钱买书的读者。

文学电视化、网络化、消遣化，已经为商品经济运动过程中的文学发展打开了一扇透明的窗口；文学的各种样式，各种层次多元并存，大量消遣、娱乐文学和少数先锋、精英文学的两极发展和互补，将共同构成21世纪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时期的文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