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霞平

葛洪是东晋初年著名的道教学者,其巨著《抱朴子》的出现,标志着民间原始道教的终结。他出身于江南著名的士族官宦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硕儒,又有求仙得道的血统。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常在出仕与隐修间徘徊,但动荡的时代以及个人独特的遭遇使他由入世到遁世,舍儒从道,提倡儒道双修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他虽遁世隐修,但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矛盾?由此就涉及到他如何看待出仕与隐修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番较为初步的探讨。

一、仕或隐要看时运

葛洪认为,对于一个君子来说,不管仕或隐,必须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充实自己的才学,而且对之要保有一种正确的心态。一个人如果才学积聚得不够,节操修得不够纯粹,完全是他个人的过错,同时葛洪指出君子可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无论通达或困厄,运气的好坏都不能使人悲伤或愉快。在失意彷徨或是春风得意,都要保持一种豁达、愉快的心境,对出仕或隐居都不要记挂在心上。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可以心欢意得;处于高官显位时,就如布衣一样对待。也就是说尽量作好两种不同的角色,隐居时要有隐逸者的榜样,出仕时要有八元64道教论坛

八恺般的表率。他分别列举了失意时的虞舜、吕尚、范雎、公孙弘和卜式以及得志时的韩信、文种、傅说、管仲加以说明。“夫其穷也,则有虞婆娑而陶钓,尚父见逐于愚妪,范生来辱于溺篑,弘、式匿奇于耕牧;及其达也,则淮阴投竿而称孤,文种解鏎而纡青,傅说释筑而论道,管子脱桎为上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