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华

千禧年初，承蒙《收获》杂志编辑约稿，希望我写篇有关傅聪的文章，此外，更嘱我代邀音乐大师亲自执笔，写写多年来演奏生涯或日常见闻中的经验点滴。电话打去伦敦，正如所料，傅聪不允所请。多年前，我编撰《傅雷与他的世界》时，就曾经请傅聪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字，但是他尽管饱读诗书，博学多才，却仍然坚拒执笔，情愿以访谈录形式记下所感所思。记得傅聪当时说：“音乐才是我的艺术。”傅聪就像傅雷，父子俩都是完美主义的追随者，凡事执着认真，不肯轻率，傅聪若要写文章，就必得千锤百炼，呕心沥血，而在他那刻苦自励、天天练琴八至十小时的日程常规中，又岂客得下这种逸兴闲暇?

听闻傅聪的大名，还是五十年代的事；认识傅聪，也有足足二十年了。一九七九年底，远赴巴黎进修，因为研究巴尔扎克及其译者傅雷之故，需要收集许多原始资料以备撰写论文，当时经名翻译家及傅雷故友宋淇先生介绍，于八O年初由巴黎前往伦敦，拜望卜居当地的傅聪及其正好在访的胞弟傅敏。

出发前，心中难免志忐忑不安：傅聪是驰誉国际的钢琴大师，这么一位遥不可及的名家，即将成为登门造访的对象，实在令人既兴奋又惶恐。傅聪会不会冷漠骄矜，自命不凡，拒人于千里之外?

造访之日，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冬日的英伦，天色暗沉。傅家坐落在东北郊区，驱车前往的计程车司机，以不识新区为由，先则绕道而行，继则半途停下，索取车资后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