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蒋伟国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翁同飨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人物。他读书为官的人生、两度出任帝师的经历、书法绘画上的造诣，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他在文物收藏领域，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一

翁同飨是近代有着很深书法造诣的政治家。他早年学欧、褚、柳、赵，中年学颜、苏、米，晚年学隶，终于形成其自成一家的书风，故而他对碑帖情有独钟。为了揣摩古人书法，他搜集收藏了不少法帖。在《翁同飨日记》中，购藏名家碑帖的记载比比皆是，表明他于此是投入了不少精力、财力的。

收藏书画作品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嗜好。翁同飨长期为官，久居枢要，又系一甲一名的状元出身，对于书画的雅好自是比一般士子为胜，故而历其一生，所藏历代书画作品十分可观。他搜藏的历代法书有《渤海藏真内褚千文》、《法华经》卷、董其昌书《太师藏》长卷、刘墉书册、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王文治书四屏条、唐人写《长寿经》卷、黄道周诗立轴，钱沣楷书轴等；历代画作则有“明弘治中吾虞李文甫为太仓陆蠖斋画”的手卷、《吴中百贤画像》、米芾《云山》轴、蒋廷锡《塞上中秋》诗画小方、《两峰采菊》轴、王原祁手卷、王石谷《长江万里图》卷、吴历画幅、戴本孝画册、黄孝子滇黔景册等。

古籍也是翁同飨文物收藏的一大主要门类。在他的藏品中，不乏《可斋杂稿》、《南丰集》、《欧阳文忠集》、《惜抱轩文集》、《郁阁颂》、天圣本《隋书》、《十三经注疏》、雅雨堂《国策》、闽版苏批《孟子》、《三苏文集》、北监版《陈书》、《水道提纲》、《杜清献集》、《古佚丛书》、《秦淮海集》等刻本，也有《建康实录》、《靖康要录》、《续考古图》等不少抄本，还有“求之数年”的王夫之《读通鉴论》、每卷上有“内府图书”方印的《陆象山集》、“兵燹后得之梅里”的钱绥卿先祖手评《李义山诗集》以及在隆福寺书铺买得的《广事类赋》等珍本。

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玉器是一种清玩之物，不是一定要去刻意搜藏的，然而有合适的玉制品，翁同飨一般也是不轻易放过的。翁氏所记得到的不少玉器，所费不多，但很合心意，所以都被他购进收藏起来。

此外，翁同飨还收藏有铜器、瓷器、砚、壶等类文物。这些文物，数量不多，但对翁氏而言，颇有鉴赏和收藏价值。如为翁氏欣赏的汉镜1件，上有隶书铭文35字，曰：“作佳竟我莫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敝金石如国保”；石鼓砚1件，上刻第五鼓文，背有“苏轼家藏”4字；时大彬壶1件，得此物后曾按老人所说“时君壶窒其口覆之，滴水不出者真”进行检验，证明自己所得不假，皆爱而藏之。

二

藏家接触文物机会的多寡，与其文物收藏的业绩存在着正比例关系。翁同飨作为文物收藏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接触文物的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品评、鉴赏文物的经验。

琉璃厂是北京乃至全国闻名的文化街市，翁同飨与琉璃厂有着相当深的渊源，茹古斋、尊汉阁法帖铺、宝古斋文玩铺、赏奇斋古玩铺、秀文斋南纸店的匾额，就是由翁同飨题书的。至于到琉璃厂去看书赏画，则更是常事。据《翁同飨日记》记载，当时董其昌的《嵩山草堂图》及《澄清堂帖》、唐寅《洛中九老图》、祝枝山《九老图序》、罗聘《钟进士》、翁方纲《秘阁联吟诗》、张照泥金小字《普门六经册》、王石谷仿黄公望《富春山长卷》、元版《五音韵谱》、燕文贵画卷、《张迁碑》、张瑞图《溪山话旧》、宋拓《九成宫碑》、赵孟书《金刚经》等名迹，都是在厂肆里接触到的。

在清末的京城里，大凡从事文玩经营的，没有人不知道翁同 飨的。这些人不仅欢迎翁相国到他们的店铺看一看、坐一坐，而且不论是否购买，总要不时地把书画名迹、珍稀碑帖送到翁氏府上，翁氏日记对此有大量记载。使他饱了眼福也得到了一些精品。在他回家乡省亲之时，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翁同飨生活的时代，凡是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都或多或少地收藏些文物。在他们的交往中，拿出自己所藏供来访的友人欣赏和交流收藏心得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借助这种机会，翁同飨鉴赏到了不少精品佳作。据他自己记载，他在黄孝侯处见到了“精妙无匹”的《松雪绝交论》墨迹卷；在杨崇伊处见到了“纸墨如新”的王时敏《溪山胜趣》长卷；在孙松坪处“得见颜鲁公自书告身，是内府物”；在应张良哉之约与朋友相聚时，见了其所藏的吴历画册；在李芝陔书斋中鉴赏到了所藏宋拓《房公碑》；“到毛旭初尚书处看《醴泉铭》两本，皆宋拓之精者”；“在饮宝生所看所收董东山画十二幅，褚《圣教序》”；在宋晋兄弟处得见了董其昌“雄秀曲折”的《青弁山图》轴和“精妙如手书”的宋拓《婆罗树碑》；在姚福家里看到了柯九思墨竹轴、王原祁仿黄子久轴等佳作；“赴庞昆圃招……看所收石谷画十二开摹古，极妙”；“乘舟诣古里，访瞿氏镜之、浚之昆仲，得见北宋本《老子》及《传灯录》……”；在李鸿藻处他有幸见到了陆机《平复帖》手迹；在张子青处“得见所藏高房山为鲜于伯几画云山卷、王蒙为马文璧画卷、钱舜举画瓜、宋高宗竹雀，皆无上妙品”……以上仅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在朋友处观赏书画的记录，在此就不赘引了。

清朝皇宫中有很多价值连城的书画巨迹、碑帖古籍。这些文物，不是普通官员乃至某些大员所能见到的，但是因为翁同飨是同治、光绪的老师，天子门生对于授业之师却是特殊对待的。如所记“见懋勤殿藏宋元画数幅，黄鹤山樵小帧极佳”；“得见康熙中聂某所画《海错图》四册，极瑰异”和该殿“所藏诸帖，惟《醴泉铭》一册最佳，有金字图章”；“再见懋勤殿所藏米帖，南宫曾孙公所刻松桂堂帖也，世无二本矣”；“上示董邦达画册，又一册用西法，有仁庙题‘缩地奇观四大字，极妙，殆是郎士宁笔，却无款也”；“上发懋勤殿所藏碑帖观之，内集《圣教序》、《虞恭公碑》、《佛教遗经》、明拓《多宝塔》、明拓《家庙碑》……”；皇帝赐观“慎德堂藏宋拓《皇甫碑》”和“三希堂所藏王氏三种真迹：王羲之《快雪帖》册、王献之《中秋帖》卷、王《伯远帖》卷，真希世宝也，宋锦装池，光彩照耀”……，无疑大大丰富了翁同飨的收藏经历，为他的文物收藏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借鉴。

由此可见，翁同飨是通过上述各种途径接触到大量文物后确立起其在文物收藏界的地位的。

三

翁同飨的收藏品来源于两个方面：斥资购买，接受赠予。

作为北京琉璃厂各古玩铺的常客，他的很多文物就是在这里购得的。如所记“得玉刚印一，赵字帖三种，并《麻姑坛》、《钟荐季直表》、欧《心经》共一册，汉铜印二”；“得闽板苏批《孟子》甚精”；“到厂购得内板《明史》、《曹全碑》精拓本”；“到厂肆，得《史晨前碑》，虽残失六十余字，然神理具足，当是百年前旧拓”; “过厂肆，得《汝帖》四册，嘉靖以前拓本，墨光如镜……宜何如珍重耶”；“到厂购《醴泉铭》一本，稍旧”，等等。

作为京官，翁同飨的主要活动场所在京城里，因而他获得文物的范围相对较小。他但在外出或回乡省亲之时，也在留意搜藏文物。

1858年7月22日，翁同飨被朝廷任命为陕西乡试的副考官典试陕西。陕西是古代十数朝古都，地上地下有着很多文物。有机会来到这种地方，翁同飨自然要抓紧时间饱览当地的古墓碑刻遗迹，也不放弃寻觅文玩古物。他曾于此买得了一只宣炉，又从古董铺里购得一面镌有“曾双比目，经 孤鸾”铭文的唐镜，并于当晚填词一阕抒发“三十年华明日是，剩天涯漂泊孤鸾影”的伤感。

1872年5月，翁同飨扶母柩南归营葬。在故乡期间，只要有空就往古玩铺跑，觅得了《校官碑》、《史晨奏铭》、古玉 、玉印、玉鱼等物。离乡返京途中，他又购得汉铎1件、北监板《陈书》4册、旧玉碎件3件、明拓怀仁《圣教序》1册充实自己的收藏。

1889年8月，翁同飨得到了回籍修墓二个月的假期。在料理完修墓事务后，翁同飨与几个知己好友一同游览了苏州。在玄妙观，他特地“至卧龙街寻古董”，“买玉璧一，瓷碗一，于师竹斋买画卷3件”。在返京逗留上海之时，他“入新北门，得宣炉一、佛像一、香合一、曼生壶一”，并以70元的代价买了《宝晋帖》……凡此种种都说明， 正是这种执著，才成就了翁同飨在近代收藏界的声望和地位。

在翁同飨不吝钱财搜购文物时，他的门生属吏、亲朋好友也在为丰富他的收藏增色，翁同飨对他人的赠予并不来者不拒，而是按他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确定是否收受，并有明文记录。

作为两朝天子的老师，翁同飨与皇室特别是其授读的皇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889年5月26日是翁同飨60岁生日。为了庆祝老师的六十华诞，光绪皇帝特派“天使”前往祝寿，并赏赐了“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等物。几天后，皇太后也向他赐予了“画团扇一柄、画一小幅”。纵然是最亲信的大臣，皇帝的赏赐也是不多的。因此，虽然翁同 飨也有些得之于皇室的文玩，但其所藏文物的主体还是来自购买和朋友的赠送。

四

翁同飨一生介入文物圈子的时间相当长，他对文物的感受应该说是很深刻的，对其藏品也赋予了独特的意蕴。

翁同飨长期追随在皇帝周围，“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不会不使他谨慎行事。即便如此，也难免出岔子、有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以赏玩文物排遣内心的烦恼。如同治皇帝学习欠佳，翁同飨“百思不得诱掖之法”，为此颇感烦闷棘手，可当他看到了刘墉的四张行书条幅后，心绪马上为之一变，“稍松而气极畅”。

有时候，过度的操劳使翁同飨心力交瘁，而看了一张帖，读了一幅画，令他病态顿消。1879年春节前后，繁忙的公务和各种各样的应酬，使翁同飨“四支祄痛如病”，“又呕两次，泄两次，惟两耳聋甚，午后尤甚，人语如隔山”。年初四，祁世长、吴大鍶、张之洞、张家骧、徐等到翁府相聚。翁同飨拿出《长江图》、《娄寿碑》与大家一起鉴赏，“客甚乐，而余病亦遂霍然，盖心气于是一舒，两年来无此乐矣”。

1888年7月，翁同飨又犯了腹泄头眩的老毛病，虽服药清火，效果也不明显。他命人洒扫东厅，挂上王原祁的大幅画轴，坐卧在画的下面，疾病竟好了七八成，神情也“转觉清适”了不少。翁同飨的这种感觉，也许有夸大之处，但有收藏癖的人，想来很可能体会到个中滋味。

翁同飨不断丰富、充实他的收藏，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独特内容和形式的表现。他们以琴、棋、书、画为媒介，在孜孜蛚蛚于仕途的同时，也很注意以文会友，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交圈。对此，翁同飨也不例外。

翁同飨获得文物后，并不秘不示人，而总要找合适的机会介绍给他的朋友，以共同欣赏共同享受。1875年6月8日，翁同飨花费“白金四百”购进被其视为“妙迹”的《长江万里图》。此画为虞山画派创始人王石谷的力作，上有很多鉴藏家的题跋。翁同飨看到这样的巨迹，“舒不能释手”，视为神物，珍惜有加，然并未束诸高阁，而是先后让李鸿藻、治麟、徐郁、曾幻泽等一睹为快。就是平时，也不时邀约亲朋好友去观摩他的收藏。“饯俞调甥，令斌孙来陪，谈至薄暮，看余帖画其乐”；“未正张樵野来看我藏画，点灯后恭振夔来”；“邀童薇研、赵粹甫、孙燮臣、孙子授、李若农、松寿泉饮，未初集，薄暮散，看碑帖字画，极乐”；“邀刘康侯、王莼农、曾刚苏景东甫、孙、徐二公饮，未正坐，薄暮归，并看我麓台二卷”……从上诸多记载中，亦可见翁氏精神世界之一斑。

翁同飨以自己的收藏作为与政界朋友、文坛士子交往的手段，或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收藏界的一种时代风尚，然而他这样做，与一般人的附庸风雅之举迥然而异：他的地位，他的处世之道，决定了他的文物收藏不是出于庸俗的应酬，而是为他自己和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提供一种有文化内涵的娱乐活动。以晚清剧烈政治动荡中支持维新派而知名的政治家，他的收藏活动无疑为人们丰富了这一历史人物的生动形象。

责编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