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吴卫鸣

17世纪中叶，满族以弓强马壮的凌厉气势入主中原。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嗜爱书画，且罗织画家于宫廷之中。惟面对战争带来的农耕破坏、商业凋敝，加上局势未稳，文化艺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至康熙继位的二三十年间，先平定“三藩之乱”，继而恢复台湾及与沙俄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稳定和平的海内外形势带来全国人口急剧增长，经济亦达到了空前繁盛。以异族身份君临天下的康熙帝不仅没有排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土文明，反而习翰墨、嗜丹青，躬行孔孟，清初文化艺术发展呈现生机。

清初海内安定，康熙皇帝为维持帝国实力稳步腾升，自然需要种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及思考模式以作参照，故此，他在致力复兴中华文化的同时，亦把目光投向了来华活动已久的西方传教士。事实上，这些对天文、数学、医术都一一精通的博学之士早就受到顺治帝的赏识与重用，遗憾的是，这种相互信任与友善的关系却因发生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的天主教“礼仪之争”而蒙上阴影，且导致了康熙多次下令把西方传教士逐出中国。

尽管如此，康熙皇帝对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仍显得非常重视。最佳例子莫过于邀请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年)担任钦天监正的要职，并着令他兴建壮丽无比的北京观象台。1715年，当康熙从广东巡抚杨琳的上奏中知悉西洋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年)及另一位外科大夫从澳门进入中国后，便马上挥笔朱批：“知道了，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康熙对西洋事物的关注可见一斑。

经康熙、雍正至乾隆时代，皇宫中的绘画活动已十分活跃，西方艺术的影响已与属于皇室贵族的宫廷美术形式有了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18世纪中叶，在乾隆的指领下，宫廷画院根据清廷驻澳官员任光印、张汝霖所编撰的《澳门记略》中对出现在澳门之欧洲人及其他各色民族的描述，彩绘了多组异邦人物，编入著名的乾隆《皇清职贡图》第一卷之中。由欧洲越洋而至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新鲜事物源源不绝由澳门传入北京宫廷，使位于南海一隅的澳门由弹丸之地一跃成为连续数代大清皇帝扩阔世界视野及了解宇宙奥秘的起航点。

葡人于1557年入居澳门，欧洲新兴的贸易冒险者把澳门经营为远东最为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他们在这里建立起议会，且拓展了由中国至日本、印度、菲律宾甚至远达南美洲的多条国际新航道，澳门经历了长达整个世纪的黄金发展时期。这边厢满怀宗教热情的天主教传教士亦纷纷来澳，其中包括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eus Ricci 1552～1610年)及出色的意大利画家、传教士乔瓦尼·尼古拉奥(Giouanni Nicolao1560～1626年)。他们努力学习汉语及掌握中华文化，且在澳门创建了东亚地区的首家大学——圣保禄学院。1588年，传教士更以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开始在澳门印刷书籍。自明嘉靖四十年(1561)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不足两个世纪，天主教士在澳门盖起了华丽辉煌的大小教堂多达十座，使澳门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梵蒂冈，西方思维及文化在这里有了充分发展的广阔空间。历史的机遇，把面积仅为2.78平方公里的小小澳门造就成东西方文化板块碰撞的震央。

回顾过去，西方画家传教士在中国美术发展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以郎世宁为首的西方艺术家开创了糅合中西绘画技巧、风格独具一格的清代宫廷绘画。更具意义的是，凭着他们精湛的画艺及长期劳动，为我们忠实地写下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壮丽图卷。

为再现清代宫廷艺术的黄金岁月，为肯定澳门在东西方文化大交汇中担当的特殊角色，澳门艺术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鼎力支持下，自该博物院逾百万件藏品中选定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目标，精心挑选了120件(套)体现灿烂中华文化、中西艺术融合的珍贵文物来澳展出，当中包括了郎世宁、丁观鹏、吴历、王等名家的真迹和举世著名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等重要绘画、书法60件及瓷器、珐琅器、清宫制造西洋仪器等器物60件。透过展出的这批令人叹为观止的故宫藏品，观众定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恢宏气度及我国盛世时期艺术家们超凡的工艺水平。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世纪交替之际最为值得纪念及令人振奋的大事，而“盛世风华——北京故宫藏清代康、雍、乾书画器物精品展”为这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添上了一道灿烂的七色彩霞。期望澳门再次成为联系东方与西方、传统与明天的跨世纪文化使者。

编后：本文系作者为《盛世风华》大型画册所作之序二，标题为本刊所加。 责编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