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三月的一天，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同志来电话，要我去他家一下。四月十一日上午，我到北京宣武门新华社院内他家中。原来，“文革”后期李普主持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适逢“四人帮”搜缴《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分社搜缴来的都交给他。他和妻子沈容留下一本悄悄看。看完之后，盖上“李普沈容藏书”章，这一藏便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今夫妇俩都已年届八旬，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我，于是找出那手抄本，写上“张扬同志：物归原主”……

《握手》初稿于一九六三年，以后十几年写了十几稿，每稿都外传不知所终。其中一九七○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一九七五年我因此被捕，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狱，同年七月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然而我本人却至今没有一部手稿，也没有一部手抄本。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二月和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先后在无锡、宜昌、上海等地见到过几本保存至今的《握手》手抄本，但都是别人的“文物”。好了，如今总算得到了将属于自己的一本！那是一个比三十二开小些的淡棕色硬壳笔记本，抄写者是个工人，他在扉页下方工工整整写着自己的姓名和所在工厂——严格说起来，我是原作者而并非“原主”；作为手抄本，其“原主”应该是这个工人。我带着手抄本回了家，翻开，查找……查找“院士”字样。

为什么查找这个呢？

我虽然“长在红旗下”，长期受极左熏陶，常年被教导说知识分子是动摇的、妥协的、两面的、软弱的、投降的、灰色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酸的、臭的和什么什么的，但不知何以我就是“改造”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