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擎

在我的日记中夹着一张普通的礼仪电报收据，那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下午三点四十分由镇江发往南昌市第一附属医院特优病房内科四区五十二床的。收件人是朱焕添。内容是夹在鲜花里的祝愿，盼他早日康复。

后来，我从他夫人那儿知道，他的病情很重。

再后来，从突然中断赠寄《百花洲》刊物中感觉到了老朱的不幸，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从医院出来。再后来，朱子南先生告诉了噩讯，遗憾的是老朱的追悼会已经开过多时。当我从邮局书店的《百花洲》上读到真正的噩讯，我无言以对这位年长于我、宽待于我、诚识于我，却未曾谋面过的兄长。

作为作家，与刊物的交往，那是多种多样的形式。而我和《百花洲》恰是罕有的故事。一九八五年，我应邀到杭州初阳台创作园参加首届开园仪式，应邀的还有著名学者毕朔望等。我因工作关系，没有能够留下来写作原计划中的中篇，三天后即回单位了。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昌的信，信中提及杭州一位我认识的人，并介绍相识。写信者系《百花洲》文学刊物的编辑邹镇。邹镇说，从上海回南昌时，可能到镇江来看我，并希望有作品给他。这封信，我没有在意。一星期后，又一信，说是不能到镇江了，希望能有作品支持他。我也没有重视，也没有回信。又是一个星期后，一封来自南昌的信，让我认真地对待起来了。如此连续对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读过作者只字片言而去三封信，实在是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