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宏非

外国的名牌服饰，是一种与我国的处女膜极为相似的东西。

第一，就服饰在遮体、御寒、美化等基本层面上的作用而言，名牌并不能比“非名牌”提供额外的内容，当然，前者亦不会以对上述基本作用的简化而存在，逻辑上，它只是一种可有可无之物；处女膜做为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份，这层薄膜已被科学家视为像盲肠或男性的包皮那样的一种无用而且麻烦的累赘器官。

第二，形式大于内容，意义超越功能，同时制造出“纯洁/堕落”、“富裕/贫穷”、“时髦/老土”、“忠诚 /背叛”、“浮华/质朴”这样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道德上的象徵性模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对于幸福或不幸的种种感受，具有压迫的本质，受害及受惠者并不仅限于女性。

第三，服饰和处女膜做为一种高度私人化的物品，它们的象徵性意义却成为社会的共识，都是“私器公用”的罕有的典范。

名牌与处女膜所共享的这种“标签性”，又以其“可标签性”为它们创造了另一重共性，即可以大量地做伪。在消费主义的后现代语境里，它以“拼贴”(Collage)，移植，裁剪这种“知性蒙太奇”的方式，经过机械式地重复生产“牵引着艺术和人生成为一种同时的经验”。(E·沃尔夫兰)

处女膜修补术 (或称处女膜再造术)在我国的大中型城市里已经成为一般性的外科手术。这种被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称为制造“技术上的处女”的手术，在临床的技术手段上与伪名牌服饰的生产过程中的那一道决定性的后期工序十分接近，即将一层事先准备好的异物细心地缝制到一个“有须要”的特定的主体上去并且使它看上去或感觉上就像原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