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宏非

外国的名牌服饰，是一种与我国的处女膜极为相似的东西。

第一，就服饰在遮体、御寒、美化等基本层面上的作用而言，名牌并不能比“非名牌”提供额外的内容，当然，前者亦不会以对上述基本作用的简化而存在，逻辑上，它只是一种可有可无之物；处女膜做为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份，这层薄膜已被科学家视为像盲肠或男性的包皮那样的一种无用而且麻烦的累赘器官。

第二，形式大于内容，意义超越功能，同时制造出“纯洁/堕落”、“富裕/贫穷”、“时髦/老土”、“忠诚 /背叛”、“浮华/质朴”这样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道德上的象徵性模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对于幸福或不幸的种种感受，具有压迫的本质，受害及受惠者并不仅限于女性。

第三，服饰和处女膜做为一种高度私人化的物品，它们的象徵性意义却成为社会的共识，都是“私器公用”的罕有的典范。

名牌与处女膜所共享的这种“标签性”，又以其“可标签性”为它们创造了另一重共性，即可以大量地做伪。在消费主义的后现代语境里，它以“拼贴”(Collage)，移植，裁剪这种“知性蒙太奇”的方式，经过机械式地重复生产“牵引着艺术和人生成为一种同时的经验”。(E·沃尔夫兰)

处女膜修补术 (或称处女膜再造术)在我国的大中型城市里已经成为一般性的外科手术。这种被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称为制造“技术上的处女”的手术，在临床的技术手段上与伪名牌服饰的生产过程中的那一道决定性的后期工序十分接近，即将一层事先准备好的异物细心地缝制到一个“有须要”的特定的主体上去并且使它看上去或感觉上就像原来的一样。

尽管我不知道接受了处女膜再造手术的“处女”们与手术的预定破坏者之间的故事续集，不过我大概地了解伪名牌在进入市场之后的利润产发生的过程。透过非正式的传播渠道，经销者和消费者之间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些由名牌服饰设计

者(或商标持有人、代理人)委托第三世界加工的名牌服饰，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小小的瑕疵，所以被“严格”的委托人所拒收，所以不得不削价销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是被剪烂或涂污的商标。与此同时，这场游戏还须要一些“环境证据”，例如故意租用空置的工厂大厦或五星级酒店、高级商场的场地来开设“名牌次货”大卖场。见到那些把Gucci、Burberry当成制服一样穿在身上的售货员们满脸堆笑地满场乱跑，我就会不期然地想到一个关于处女的说法：只有幼儿园里才有处女。这种著名的幼儿园，还分别开设在上海的华亭路以及北京的秀水街。

服装加工行业业者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委托人的确十分严格，不过，这种严格除了表现在绝不接收瑕疵的名牌服饰，还包括将这些次货一件不漏地收回销毁，严禁流出市场。不过，大规模销售和购买伪名牌的行为，已经成为第三世界一些城市里的公开的狂欢派对和旅游景点，有许多人在迷上了伪名牌的同时也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一则报导说，以展示世界上最高级、最时髦、最真的名牌服饰为职业的中国名模陈娟红，坦承自己乃秀水街和华亭路的常客，“富于戏剧性的，是陈娟红身边的工作人员穿的真名牌往往被人看做是假货，而陈娟红穿的假名牌却一向被认为是真品。”陈娟红不无得意地反问她的访问者：“可能别人想不到我会是个去穿50块钱的衣服的人吧？”

名牌崇拜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至今仍流行于中国的处女膜崇拜，则被批评者归类为“封建余孽”。可是，相对于假名牌与处女膜的同构性，尽尽将刘心武《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批判为“污辱了中国所有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子”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下流的文章”，依然是在古典性/现代性的老套子里打转。人类是世界上唯一会崇拜名牌的生物，也是自然界中除了鼹鼠之外唯一有处女膜的动物，因此，我认为人类才是地球上唯一等待救赎的物种，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罢了。但是可惜啊，我本来以为拼贴式的解构是救赎的一条通道，华亭路给陈娟红们带来的快乐，来自于用自己的身体把伪名牌服饰消解为“一种显示种种决裂的原创性总体”，但是我更愿意相信，一个“生活作风”上口碑一向甚佳、并且把刘心武道德文章一字不漏地抄录在日记本里的女人，在某种“必要”的情况下接受了处女膜再造手术，然后再以一种我们熟悉的语气告诉她最要好的女伴说：“可能别人想不到我会是个去做假处女膜手术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