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琪

黑夜,在上海的各种娱乐场所,总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的薄裳,摇曳起舞。

1999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整夜观察、采访着这些女孩子和她们出入的场所,试图看清她们的真实生活。

(场景)

10点,夜总会满座。

闪烁的灯光,震耳的音乐,绚丽的服装,配合着撩人的舞蹈动作,台上有8个女孩卖力地演出,脸上挂着毫无内容的笑容,人群中那些注视里着的男人的眼神则很有些内容。

热闹的夜总会外停着一辆依维可小客车,静静的,没有摇上的车窗里飘出烟雾,有个男人在抽烟。

(观众)

包工头王先生慵懒地坐在沙发上,身边坐着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倒酒的服务生冲着他谦恭地笑着,他随手给了她50元小费。他是这家夜总会的常客,饭局完了,总爱到这里坐坐,把饭桌上没谈完的事带到吧台上“搞掂”。

台上女郎脱去了闪光小外套,舞蹈进入了高潮,王先生一下子坐直了,他不懂音乐,他只觉得台上的女孩挺年轻,也挺好看,跳舞的水准嘛,好半天嘣出一句:“美!”

王先生说他喜欢热闹,还有台上的美女,他抬着头,眼睛不眨地大口喝酒。

(经理)

“生意很好啊!”我和夜总会的沈经理打着招呼。沈经理点头:“我这里的舞蹈表演都是上海滩一流的,顾客喜欢。”

“你觉得这样的舞蹈给夜总会带来了什么?”

“自然是经济效益喽。”沈经理可能感觉我的问题很傻:“这种表演是我们的提供的服务之一,它还能带动KTV的生意,当然节目必须是一流的,”他解释说:“我们对演出队要求很高,首先要有合法的证件,还要看队伍的演员素质,节目每个月不能雷同,合同也是一个月一签,每个月15日审节目,合格了才签约。”沈经理指着台上,那上面正表演着草裙舞:“这个队伍就是一流的,在我这里每周逢双日演出半小时,客人蛮喜欢的。”

(在路上)

“草裙舞”演出队半小时的表演结束了,8个姑娘挤进了停在夜总会门口的那辆依维可小客车。

一车的脂粉味。

司机把抽了半截的烟扔出了窗外,车里的空调坏了,女孩子们不停地扇着扇子,有人开始抱怨起这辆象闷箱似的车,掺杂着各自乡音的清脆女声不停地叽叽喳喳着,司机无奈地摇头,对带队的姚先生解释说空调这两天会修好,就像“面包会有的”一样。

姚先生四十开外,他名片上的身份是某家夜总会的节目部经理。他说这个舞蹈队是他表姐组建的,他也跟着“跑跑业务”,这两天表姐去外地招演员,委托他帮忙照看。

车里的女孩们七嘴八舌地问:“姚老师,今天得跑几个场子啊?”“还有3个,古北新区一个,仙霞一个,徐汇一个。”于是又是一阵叽叽喳喳,她们在打赌其中的一个场子是不是曾经去过。

车里的光线很暗,女孩子们的一张张脸看不真切,交织着的声音听上去都很年轻。

(上场以前)

车在一家俱乐部门前停住,女孩们一个个鱼贯下车,高挑的身材,浓妆的脸,每个人拎着旅行袋大小的包,肃然走进俱乐部,门前的保安斜斜地站着,司空见惯地注视着她们。

台上有个女歌手在唱歌,是王菲的那首《我愿意》,歌声挺好,人长得也够酷,台风却不入流,一直在扭来扭去似舞非舞。歌手身边摆着几个半人高的花篮。

女孩们悄无声息地从大堂边穿过,走进了一扇小门,门很快关上了。我由姚先生领着坐在大堂一角,一个像是领班的年轻男人冲着他打招呼:“来啦。”

这时,有人往台上送花篮,女歌手扭着下了台和他握手,捏着麦克风里很嗲地致谢,像在背台词,送花男人转身挥着手,很得意,这人矮矮的,有些谢顶,听女歌手读那张花篮上附的小纸片,他像是个台商。

(表演)

终于一阵震耳欲聋的音乐响起,女孩们穿着三点式上场了,领舞的翻跟斗、双腿劈叉,其他女孩像是练柔术似的摆着造型,节目的高潮是领舞的被同伴托起,摆个睡美人状。身边的姚先生问我:“怎么样?”我点头:“好,不错,有专业水准。”姚像是嗅到了我话里的嘲讽味,补了一句:“客人爱看这个。”

台下的掌声很热烈。

(经理)

这家俱乐部的余经理他笑眯眯地说:“去年我想节省开支,把舞蹈节目删去了,结果生意就是好不起来,事实证明这里的客人有许多就是冲着看舞蹈来的。”

“这算不算艳舞?”我问。

余经理顿时紧张起来:“艳舞──那是国家不允许的,这可不能胡来,节目要健康,我要审的。”

“上我这里来消费的港澳同胞很多,他们喜欢看演出,管这个叫Show,口味也常变化,为了适应他们,一般一支演出队一星期只在这儿演出两场,要不停地给观众看新节目、新面孔啊。”

余经理的感慨很多:“你别看我这里满座,利润刚够付演出人员工资,能持平不错了。我是指望这演出能带动俱乐部的其他生意。”

余经理笑眯眯地做着苦恼状。

(台商)

谢顶的台商是一家公司的董事,找他说话时他正起劲地鼓掌。

“鄙人姓李。”他站起来,很礼貌。他身边坐着刚才那个扭来扭去的歌手。李董事解释说他和这歌手早就认识,专程来捧场的。李董事很认真地说,台上的女孩跳舞的功底很好,舞蹈造型也好,他看过百老汇的Show,也不过如此。我笑着地说:“没那么夸张吧?”李很严肃地点头,一个劲地说:“确实,确实。”

台上的草裙舞跳得很有些气氛,音乐的节奏很快,前排的女孩夸张地撩着裙子,转着身子,李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裙子,他身边的女歌手打起了哈欠。

(跳舞女郎)

近十一点半,徐家汇的某家浴场,姚先生的演出队的最后一个场子。

台上的男歌手声嘶力竭地吼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我提出要采访两个女孩子,姚先生说只给我5分钟。女孩子来了,面对面,我还是无法分辨那两张浓妆背后的脸,连笑容几乎都是雷同的。

她们都是21岁,一个是苏州人,另一个是东北人,她们睡同一个宿舍,在同一个台上做Show,这样已有两年了,她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几乎每个外地游客都去过的豫园。

“我们的生活像是在军营,统一的作息时间,统一的饭菜,统一的服装。我们张团长管得可严了,我们这里没有人不听她话的。”

“你们的舞蹈是谁教的?”

“张团长。她设计,她教,她给我们排练。”

“你们在台上跳舞时,心情如何?”

苏州女孩想了想:“就是想把舞跳好,把动作做到位。”

“那笑容呢?”我想起了那张张没有内容的笑脸。

“那也是动作啊。”

“你们怎么看台下的观众,当你们穿着极少的衣服在台上演出的 时候?”

“我们是舞蹈演员,衣服只是道具。”

“是张团长说的吧?”我猜测道。

这时,姚先生走了过来,两个女孩站起身,我追着问她们:“如果哪天你们因为年龄的关系不能演出了,有没有想过干什么?”

东北女孩回过头:“象张团长那样。”她回答得相当肯定。

我问姚先生:“你们的张团长很厉害吧?”姚先生点着头:“她年轻时也跳舞,只是那时不懂赚钱。”

(住处)

两天后,我穿过一个马路菜场,尽管已经是上午9点多钟,小马路上还是人声鼎沸,在一个划鳝丝的摊位后面,我看见了我要找的门牌,我敏捷地从装鳝鱼的水桶边跳过去。

那像是个倒闭的小厂,挂着的木牌已模糊不清了。我从一扇虚掩的边门走进去,没人管,厂区里显得久无人迹,路边堆满了生锈的铁器,灰蒙蒙的。我估量一座两层建筑物像是能住人,一路找着门,找着楼梯,隐约间,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脂粉味,随即看见了走廊上挂着的女人衣服,就是这里了。

突然,其中一扇门开了,一个着睡衣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扶着墙跌跌撞撞地走向走廊的尽头,她是去洗手间。“嘿!”我招呼她,她像受了惊吓般地回过头,走廊上的光线很暗,那张脸看不真切。

“姚先生在哪间房?”我问,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不象坏人:“我和他约好的。”

女人犹豫了一下,手指了指她刚走出来的那扇门,我发现她在仔细地打量我,突然她脚步极快地走开了,她像是认识我。

我推开门,姚先生正半倚在床上抽烟,看见我,他顿时慌乱起来,一边起床一边责怪我不该这么早来,那股慌张劲,像是被我抓住了什么小辫子。

我们坐着闲扯了一个小时,走廊里开始有走动声和女人的说话声。

(午饭)

又过了一小时,有人敲门,一个中年妇女在喊:“姚老师,吃午饭喽。”

吃饭是在宿舍楼下的一间大房子里,十几个女孩围着两张桌子。我和姚先生走进去时,那些女孩都转头看我,我开玩笑似的对他说:“美女如云啊,你这个领队不是很好做的。”姚先生不置可否地点着头。隔壁的两张桌子吃饭吃得很热闹,嬉笑声,喝斥声不绝于耳。一个女孩在抱怨:“又是卷心菜炒虾米,这么低档!”姚先生怒喝一声:“什么档次的人吃什么档次的饭!”抱怨声平息了下去。

(生意经)

饭后,我继续坐在姚先生的房里,话头总是给突兀的电话铃声打断,电话那头的称谓不是张经理就是王老板,听得出来,姚先生这里的生意很好,他已经在排下半个月的场子了。 “现在生意难做啊,那些野鸡队演出队到处抢生意,价格报得极低,一个场子100块钱都肯做,舞跳完了还三陪,还好我在这个圈子里有年头了,许多场子都是冲我的面子给合同的,价格在上海滩也算高的,一个场次四五百。”姚颇得意地说。

“怪不得张团长非拉着你不可。”

“那是自然,连住的地方也是我找到的,这厂已经倒闭,也没人来买它,闲着也是闲着,我和能做主的人吃顿饭,用极低的价钱租了下来,你看这里还可以吧,还有24小时门卫值班呢。”

他很有些大言不惭。

(排练)

“姚老师,下午要排练吗?”一张年轻的脸探了进来,又是那个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的女孩。姚先生朝我看看,下了决心似的说:“排!”

穿练功衣的女孩不成队形地走出了厂区,门房里有个我进来时不存在的老头,冲姚先生献媚地笑。队伍开进了一所学校,学校操场上玩球的大男孩们吹起了口哨。排练在学校里一间挺正规的舞蹈房里进行,大大的镜子,柚木地板,还有钢琴。

女孩们打起了精神,操练起来……

我和姚先生几乎同时打起了哈欠。

(女生宿舍)

“我们回去聊吧,我想去她们的宿舍看看。”我提议。姚先生略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叫来那个似曾相似的女孩,让她带我们看看。

我们又回到了破工厂。

一看就是女生宿舍,收拾得干净,有香味。房里能睡四个人,上下铺,墙上有港台男星的宣传画。两个衣橱,一张书桌,书桌上有四个女孩的合影,是在厂区里照的,笑容灿烂,背景荒芜。桌上有封刚开头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张团长对我们都很好,教了我许多,我就是有些想你们……我回头问姚先生:“她们的父母来上海看她们吗?”姚先生点了点头。

“你带他们去夜总会看演出吗?”我问,这次,他摇头。我自言自语:“如果看了,总会有些担心的。”

(告别)

女孩们都回来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出现在走廊里。

电话铃一阵狂响,姚接起电话,顿时支吾起来,边说着话边朝我看。二分钟后,姚挂了电话,急急地说:“张团长回来了,人已经在路上。”我装傻:“蛮好,我正想认识她。”姚急了:“不行的,你来的事不能让她知道的,她不喜欢记者。你千万不要让我难做!”我很不情愿地由姚先生陪着下了楼。

“你不该到这儿来,只跟着看看演出不也是蛮好,也有写头呀。”看来,姚先生很担心。

“你放心,不该看见的我自然看不见。”

到了厂门口,我问姚先生:“刚才那个女孩很面熟,她到底是谁?”

姚先生很怪地看我一眼,“你不是采访过她吗?”

我猛然想起:“她就是那个说以后要像张团长一样的东北女孩!”

姚先生不置可否地笑了。

(思考)

我的采访只不过揭开了这个有些神秘的圈子的冰山一角,其中还有多少幕后交易、暧昧内情,仍不得而知。

夜总会里的绮丽舞蹈是一种最纯粹的商业行为,有章可循,令人备感困惑的是这类表演团体的旧式戏班似的管理模式:封闭、高压、无序,像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迷雾,笼罩着这些女孩这些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