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

同文学沾点边的人，大概都见到或听到过“贾植芳”这个名字，他狱里狱外传奇般的经历已经见诸海内外几十家报刊，中央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还为他做了专题节目。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这位84岁的老人依然日日笔耕不辍，依然在报章上频频亮相，而且一本一本地出书，成了真正的“高龄高产作家”。今年三月，先生和夫人任敏合著的书信集《解冻时节》出版了。再次站到师母病榻前，面对她似乎日夜都圆睁着的眼睛，我心里涌起了无以名状的感动：81岁的老太太已经卧床近三年了，这是怎样的一千个日日夜夜呵，她又是怎样一个让人尊敬的值得大写的人呵!

师母是1997年深秋因脑血栓住进医院的。我去探望时，将近80岁的老人很吃力地对我说：“你把———植芳的———那本书，一定———得———写出来呵!”我一边赶紧点头，一边连声说：“一定!一定!你放心，放心!”师母说的是贾先生口述传记的后半部分，《狱里狱外》的续篇，即1966年从监狱出来后到20世纪末的一段回忆录。我答应帮先生勾勒一个草稿，然后由他的博士生再作整理，然而没想到师母此时此刻挂牵的头等大事正是先生这本叫《我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书。此后，师母病情几度恶化，几次垂危，既无法言语，又无法吞咽，医生叫准备后事，可她却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先是拔去了鼻饲管、氧气管、补液管，继之又取走了导尿管，体温脉搏都比较正常了，可以吃稀粥、面条、水果泥了。

贾先生坚信“老太太”不会离他而去，他一次次地对来访的人说：老太太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是他用生命深切体会到的，也是他在病榻边用心灵敏地感受到的。每晚他都要悄悄坐到老太太身边，用手指给她拢拢稀疏的白发，揉揉她的手心，按摩她的脚底，在她身边轻轻地喊几声：“任敏，任敏……”这时，他感到了只有他才能觉察出来的变化：她的眼睛明亮有光了，她的手微微地颤动了；那次，他说“我们的书出版了”时，明明白白的，有一滴眼泪从老太太的眼角流出，滴在了枕边……于是先生又说：你看，老太太的生命力有多强!

是的，这是在60年坎坷风雨相扶相持中，以生命为代价获得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妻子背负的历史磨难和承受的心理压力甚至超过了她的丈夫。先生和师母从40年代初相识相爱起，先是在日本宪兵眼皮下掩颜奔突，在荒郊野地里翻山越岭，一次次饥寒交迫，一次次死里逃生，捱到1947年，一道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她又跟着丈夫四处颠沛流离，处处无家处处家。解放后刚刚安顿下来，却又因胡风案再度锒铛入狱，第二年释放后发配青海，在一个偏僻山区的小学任教，半年后她又被揭发为丈夫翻案而第三次投入大牢，直到1962年才走投无路回到了丈夫的山西老家，种地养羊纺纱，真正成了新时代的“牛鬼”“织女”，18年之后才得以同丈夫团聚。中国历史上有妻子为丈夫苦守寒窑18年的动人故事，可那是封建社会呵!这漫长岁月中的一桩桩、一件件，她的委屈和艰辛，怎一个“苦”字可以道尽!然而她一直深藏在心底，直到1980年问题全部解决，才道出了底细。先生问她：何以要“保密”几十年，妻子平静地回答：“你处境不好，心情不好，我怕告诉你了，你便会真正的绝望了。”

为了不让丈夫陷入绝望而掩盖了那些真正让人绝望的实情，而将这一颗颗苦果独自吞下，这就是师母!

还是在1946年初，师母和先生都还只是20多岁的年青人，初到上海住在胡风家里，胡风夫人梅志叫任敏“小孩子”，教她如何料理家务。冯雪峰是胡风家的常客，每次来总要逗着她玩，只有胡风，任敏总感到他很凶，有些害怕。一次，不知怎么说起胡风的火爆脾气来，这位兄长对小妹妹说：“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吗?”胡风随口一说，任敏竟记了半个多世纪。当时，她只是想到知识分子生活清苦，她说我不怕受苦，只怕受气。先生立即表态，此生决不让她受气。20多岁的师母怎么也不会想到，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老婆，要遭遇多少不测、风险，要付出何等沉重的生命代价!

60年啊，在人生征途一个个急转弯中，他们始终像一个“人”字的两笔那样相互支撑着，共同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使两颗心紧紧相连。那是夫妻活活拆散、音讯全无的8年之后，回到山西襄汾侯村老家不久的师母终于打听到了先生关押的地方，于是有了先生后来这一段感人肺腑的回忆：

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的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我的家乡了。这件事让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三年之后，先生终于出狱回原单位监督劳动，第一件事便是给妻子去信，此时，当年扎着两个小鬏鬏的师母已年近花甲。多年之后，她在回忆录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1966年5月间，我接到了分离11年，日思夜想的植芳的来信。这封信来得太突然，使我非常激动，急忙拆开信，流着眼泪看完。……我看了一遍又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想到他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十多年，能健康地活下来，真不容易!他的身体健康，就是我的希望。在这11年里，我为他受苦、受难、受累是值得的，艰难、困苦、劳累都没有白受。

从1955年到1980年，师母心里念叨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就是要等着看出个结果来。”这种坚信丈夫无罪、自己无罪的信念，既是给丈夫和自己的，更是给历史的，历史终将发言!多少人在探求什么是爱情，站在病榻边，看着师母那双大大的圆圆的眼睛，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答案：爱，就是一生的相濡以沫，一生的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