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军

21世纪初，展望未来社会的各种预言，曾有此预见：人类在经历了人类初始的平静、相当一个时期的浮躁后，最终仍将归于平静。这种预言无论其准确与否，却因为它的切中要害，而获得给人以警示的意义，即：人类向外部世界的觊觎、扩张和占有，是否已经历了太漫长的过程，人类对人类自身，对内在精神的忽略，是否已太长久。

此篇谈《卑微的神灵》的文章，所以引发上述话题，是基于1997年度，当与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美国的“普利策奖”齐名的英国小说创作奖“布克奖”，归于《卑微的神灵》的作者，印度37岁的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后，这部书虽然被译成21种文字，在相当一个层面，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个中原因诸多，却无法回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现代社会被各种欲望驱使的人们，已无暇静下心来，耐心咀嚼一部即使与生命个体切实相关的书本。

“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对此书曾有一言中的评价，认为此书所描述的故事，“不仅是地域性的，更是普及性的”。正如我们在此书的阅读过程中，我们虽然多有看到印度种性制度的腐朽，它最终带给人物命运的悲惨结局，我们更看到我们也置身其中的无所不在的日常生活，在它波澜无惊的日常性中，掩隐着的无数伸向悲剧的触须。

《卑微的神灵》作为具有悲剧艺术的小说，当然为我们揭示了人物多层面的悲剧。比如：属于社会层面的，印度曾绵延长久的种性制度，作为肤色黎黑的“帕拉万”，“不可接触的贱民”，曾经历过“倒退着爬行的岁月”，持着扫帚倒退着爬行，以扫清自己的足迹，以免婆罗门和叙利亚基督教徒会不小心被帕拉万的脚印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