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奇

今年元月，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纽约逝世，对于喜欢他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悲哀。

在历史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领域，学术研究历来有“微观”与“宏观”之分，前者贵“分析”，讲究精细；后者贵“综合”，注重通达。至于两者孰能形成风气，则随时代变迁而转移。在中国，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清代学术中的宋汉之争，全都包含有这种“宏观”与“微观”相左的性质在内，在当今美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则大致应该说是“微观”派。然而黄仁宇先生却属于“宏观”派，他注重研究和阐发macro瞙istory。正因为如此，他的《万历十五年》杀青后，竟一时难以出版——追求利润的商业性出版社认为它属于不能畅销的学术书，追求学术声誉的大学出版社则认为它不符合学术规范，“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实例，实在是不伦不类”。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却证明《万历十五年》这部“宏观”历史著作既有商业性又有学术性，该书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有英、中、法、德、日等多种版本问世，其英文本在美国已为一些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其中华书局版中文本则一印再印，迄今至少已发行近七万册。近年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等同属“宏观”性的著作也十分畅销。这种情况启示历史学界，宏观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和学术价值，绝不应被轻视。

黄仁宇在探讨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时，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即社会的联系和整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