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的低劣质量和大量医患纠纷所揭示出来的“医院风险”让我们每个消费者不得不严肃地询问：有病，是治？还是不治？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生存问题。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表明，为了改善医疗服务的质量我们应当：（1）按照服务的种类、风险和责任拉开医疗服务的价格与报酬档次；（2）以公共开支扶持独立于被评审医院和医务部门的专家鉴定机构；（3）鼓励医师流动及“合伙人”制度，通过自由竞争和独立评审机制逐渐形成医院和医师组织的级差系列；（4）在公共政策中设立与此相应的各种支撑体系，例如法律、社会保障和保险机制。

----假设患病时刻患者生命的价值为L，死亡的概率为P0，再假设患者去某医院就诊并获某医师治疗（努力程度为e）从而可以将死亡概率改变为P（e），则患者就医所得到的潜在价值是L·[P0－P（e）]。如果这一价值大于患者就医的成本C——往往是e的函数，治病就是患者理性行为。问题在于：（1）体制方面的障碍可以破坏C与e之间的联系，使医疗费用与医疗努力之间完全没有敏感的相互依据关系；（2）当就医的成本极低时，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极大地超过供给，并且在非市场条件下形成需求方的“排队配给”现象，而在排队配给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医疗资源一般不按照病的严重程度即LP0在人群中加以分配；（3）当医师的努力程度e不敏感依赖于患者支付的费用C时，医疗服务的效果不必定降低死亡率，例如可能出现“越治越糟”的情形，即P0----在市场条件下，就医的好处B=L·[P0—P（e）]对努力程度e的变化率,而医疗服务的边际效益也可以表示为价格的函数——如果医师的努力程度敏感依赖于价格的话。

----关于患者支付的费用C，即便在成熟市场社会里，也存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例如医疗保险机制，故我们姑且认为C只是部分地依赖于e（还依赖于疾病的性质和保险公司的费率设定）。于是便可以有边际成本 MC,并且不妨假定这一成本随着努力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综合成本与效益两方面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图示的理性选择——医疗服务的均衡价格r＊。

----对MC与MB在中国社会的情形做更详尽的分析，可以得到本文开头的若干政策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