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峥

1993年，我从上海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学院虽然不大，但每届也有百八十个学生。大家年轻气盛，很多人极具大师气质，彼此不服但一时又拿不出作品比试，便拉来历届校友助阵。导演系的自不在话下，整天的凯歌、壮壮挂在嘴边。摄影系的有张艺谋护驾，录音系也出过宁瀛。这样的争执相持不下，大家便寻左道旁门。比如把录音系叫“露阴癖”，把导演系叫“倒爷系”。文学系虽然没有出过什么高人，但也在劫难逃，那时候我们班上共有十二个同学，恰好七女五男，便有人称我们为“七侠五义”。

贾樟柯、王宏伟，还有我便是这“五义”中的三个。起初我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因为我们三个都不富裕，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倒也让我们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老贾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我和小王都没有在意，电影学院犯这种病的人很多。谁都知道，即使在电影学院，即使电影学院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只有一墙之隔，事实上你离电影还是那么的遥远。我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都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但有一天，一切变了。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带给大家的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的。步行回学校要经过北影后面特别黑的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我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