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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想而生

1999-11-04石洪涛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99年4期
关键词:乐队梦想日本

石洪涛

离开纽约那天,天色灰蒙蒙的。汽车飞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依依不舍地留恋着路边的建筑。纽约,这个大得几乎能容下世界上所有人种的城市,竟留不下我——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当飞机脱离跑道的那一刻,我知道,今生我注定要为梦想而飘泊。“再见了,纽约!”直到泪水夺眶而出的一刹那,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长大,那年,我22岁。

和许多人一样,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要拍电影,拍最好看的电影。我所在的国度被称作电影王国,它气势汹汹地占领着世界电影市场。在赞誉的背后,其实正透露出电影本身的无奈与悲哀,世界电影即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即世界电影。为了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懂,而不因文化传统迥异而影响人们的票房收入,无聊至极的暴力动作片、科幻片、灾难爱情片在美国泛滥成灾。70年代以前,美国的确拍摄了一些优秀影片,我为这样的电影王国感到自豪,而如今的王国称号却使我感到厌恶。金钱,发展了电影,也扼杀了电影,美国正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我要拍出富有文化品位的优秀电影。这个在我心中孕育多年的梦想,使我大学毕业后即离开了美国,来到了日本。

到了东京之后,凭一时年轻气盛,我到了日本最大的一家文化娱乐公司,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见到了公司老板,老板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因为在日本,美国人除了做投资商和老板外,从不亲自从事制作人的工作。老板在得知我高中时搞过乐队并且听完我陈述离开美国的原因后,答应让我先试一试,在此期间,他将公司的3支乐队交给了我,当然,这3支乐队的档次是很低的。

从此,一个孩子开始朝他心中梦想的方向奔去。

接管乐队之后,我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凭借以前的经验、自己的想法和拼命的工作,一年之后,成绩显著,一支乐队跻身日本最著名乐队之列。这完全出乎老板的意料。正当我忙于乐队的演出、唱片的发行之时,老板突然告诉我:“你去拍电视剧吧。”我很诧异,一位同事私下里拍着我的肩说:“祝贺你,这说明老板想重用你,让你熟悉公司业务。”没有多想,我先后拍了两部电视剧,第一部做制片主任,第二部担任制片人。那段时间很忙,在拍电视剧的同时,一有时间就去乐队那儿工作。电视剧拍完了,我也累得快趴下了。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两部片子为公司赚了不少钱。随后,在老板的授意下,我又拍摄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片子成为1992年日本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周围是一片赞赏的目光。

尝试过各种工作之后,正值公司成立国际部,老板让我做了国际部的课长,让我负责在日本发行一些美国电影,在东南亚组织乐队的演出,并发行日本电视剧。凭心而言,这份工作我极不情愿干,我更喜欢具体的制作,而国际部工作的实质是做生意,没完没了地签合同、联络、出差。那个时候,我感到很被动。但我仍去做了,我认为年轻时应尽量多尝试一下各方面的工作,争取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基础。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工作最不愉快,但却是最赚钱的日子。我买的一些美国电影在日本发行得特别好,在北京也组织了一次三田佳友的乐队演出,很成功,还卖给东南亚、香港电视台一些日本电视剧。但是一年之后,我实在受不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我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不愿意干这个。老板叼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告诉我有三个选择:一回去做制片人,二愿意听我的其他想法,三离开。最后,老板做出了这项决定:在台湾开个分公司,让我去做总经理。在离开日本时,我暗下决心,到台湾就为一个目的:赚钱拍片。于是我又开始拼命地干。当时台湾的一些人都笑我,日本公司派来一个不会讲汉语的美国人,他能干什么。不过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就好,我到达台湾之前,台湾只有4家电视台,我到了不久,台湾允许私人开设有线电视台,凭空一下子冒出60多家电视台,他们都没有节目。我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返回日本,将总公司的电视剧版权拿过来。又将其他公司拍的片子版权买过来。到台湾来卖,我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销售网络,一部电视剧可以同时在东南亚、港台卖出去。

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赚了多少钱。这时我开始计划着自己的梦想,准备将钱投资拍摄电影。梦想还刚刚成为计划时。就被突变的现实击得粉碎。正是在这一年,日本经济开始垮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全部暴露出来,股票狂跌,房地产下滑,日本经济全面萧条,公司资金吃紧,不得不将台湾分公司的资金收回到总公司运转。这时我又面对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做,二是离开。

那天晚上,我开着汽车兜风,疯狂地宣泄自己的烦恼,头脑中一会儿闪出一大叠一大叠的钞票,一会儿又闪出原来的誓言。我一边开着车飞驰,一边撕心裂肺地大喊,直到被警车追上,我才逐渐清醒过来。我下车接受警察的训斥,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尽管老板再三挽留,我也知道自己的决定意味着什么:7年辛苦努力付之东流,丰厚的薪水、令人羡慕的职位一夜之间全没了,我将不得不从头做起……但是,为了心中的梦想,我情愿一无所有。

一个人对人生的执著与对某一件事的执著是有区别的,对人生的执著,是要你有准备,坚持为人生的美好而奋斗是你的责任,坚信经过努力,你能改变现状,超越自己。而对具体某一件事的执著,就应该换另外一种态度。有人说为了梦想而生是悲哀的,然而我却甘愿为梦想而生。

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句话:在现实面前不低头是人生的悲剧。至今我也仍在思考,低下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影片。随后我又有意识地看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一些影片,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我的事业在中国。只有到北京,才能圆我的电影梦,我要拍出优秀的中国电影。

然而,我心中一直诚惶诚恐,北京能否接纳我,当时我是个只会说“你好”“辛苦了”的“老外”,我怀疑我能否被这个伟大国度的文化所认同。当时,我已28岁,有人说我在冒险,其实从离开美国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了我的冒险生涯。我,只有前进,没有犹豫。

1995年9月,我来到北京,我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啊!兴奋、激动、好奇。看到生活方式不同于纽约、东京的北京人,我感到一种天然的亲切。我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学习电影知识,同时选修导演系和摄影系的课程。每周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这时也开始出差,四处取经,遍访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局,我向厂长们了解中国电影的最新动向及走势。那时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想到我现在正在干自己想干的事,我

心中只有兴奋,没有疲劳。就这样,八九个月过去,我的汉语进步很快,这得感谢我那帮影视界的哥们儿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1996年6月,我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公司开始注册,并且开始招人。我庆幸自己招募了一群年轻有才华的人,公司里除了我,全部是二十出头,肯吃苦又具有团队精神的年轻人,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拍出好看的电影。这时我开始找剧本,包括各地寄来的、朋友介绍的和自己创作的,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剧本大约有200多个。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把所有的剧本都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查字典,饿了就吃方便面。那期间,我的汉语水平又提高了一大块,看过之后,觉得没有一个本子特别吸引我,最后决定只能我自己亲自来想。那时,我常和张阳、老周、晓枫等一些年轻的圈内人士交流,许多好的点子都是在喝酒吃饭时聊出来的。

和许多人探讨之后。我们认为中国电影观众主要介于16岁到35岁之间,其中家庭主妇不看电影,她们只看电视剧,具体地说,应该是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我们要的就是这批观众。农村题材的,我们不拍,年轻人已经看烦了。古装戏我们不拍,太多太滥了。我们选择了城市青年题材。爱情,离青年人最近。我们的第一部影片要以此为主题。

那时我有一个初步想法,我要拍5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都是年轻人的,正好张阳写了一个剧本。里边也有一些好的点子。有一天晚上,我请张阳出来喝酒,和他谈了这个想法,他认为很好,建议分为5个年龄段,有初恋、热恋、婚后生活、离婚、黄昏恋,我一听就同意了。原来的想法比较简单,觉得找5个普通人的爱情故事,不会很困难。我们请了4位编剧,每个人写一个故事,原计划一两个月写出来,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每个15分钟的故事,要有开头、过程、结尾,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拍得比较深刻,比较有意义,其实很难,再将5个故事连起来,难度更大。剧本开始写了。4位编剧、张阳、我每个星期一、三、五、六都要开会,我反对自己有一个想法,让别人去写,这样不合理,我们要一起研究,谈各自的想法,共同交流。公司的事情很顺利,公司注册了,投资方也找到了,就是剧本出不来。两个月过去了,没有出来;4个月过去了,仍无起色,投资方开始着急了;6个月过去了,投资方快不干了。他们急了,我也急了,那天我找到他们,当面告诉他们,别拿钱吓唬人,拍不出好电影,还不如不花你的钱。这帮朋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我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就这样,我们一共写了8个月,剧本才被大家一致认可。然后又经过一个夏天的筹备,8月底,我们开始拍摄。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电影只分为好看不好看两种,我们要拍的影片要贴近老百姓,拍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外国人做不到,包括美国人也做不到,影片一定要让中国老百姓看得舒服、亲切。

拍年轻人的电影,让年轻人来拍,吸引年轻人来看。导演张阳当时才30岁,在我们拍的3部影片中,用的全是年轻的首次执导筒的导演。在这一点上,我胆子大得连自己也感到吃惊。一句话,就是互相信任,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我又凭着和李宗盛、周华健、赵传多年的交情,将这3位老友请来客串。

拍摄第一部影片,我们只有300万,40多天拍完,每天拍摄长达18到20小时,44天只休息了两天。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别人都劝我别太玩命了,但对于我,爱干的事从不觉得累。拍完之后,我拿着片子一个个城市跑,和电影院的老板亲自谈。“周末”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已很陌生了,两年来我没有过周末,没有一天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现在许多人也在干这一行,但成功的人不多,不是因为他们笨,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主要是吃不下这个苦。如今,我的爱好,如滑雪、锻炼、旅行、买东西等全放弃了。只剩下拍电影了。干过这么长时间后,我悟出一个道理:拍电影,30%凭感觉,30%靠努力,40%靠运气。

凡是我认定的事,玩命也要做到,这一向是我的信念。有付出,肯定有收获。我们拍的第一部影片终于在大雪纷飞之时走红了京城,我给它起名《爱情麻辣烫》,我们的第二部影片《美丽新世界》将于1998年11月份与观众见面,9月1日我们已经开始拍摄第三部影片了。

有人说,你这样拼命,值不值。我只能一笑置之。为了梦想,我离开祖国近10年,如今终于可以在中国圆我的电影梦了。为了梦想,我已付出了很多;为了梦想,我同样得到很多。一个美国小伙子在北京闯天下,尤其是拍中国电影,困难可并不比中国足球走向世界少。其实创业的过程,就像马拉多纳踢足球,前面堵,后面追,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往前冲,往往是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得伸出一脚,这球十有八九就进了,许多人熬不到这个地步就退缩了,所以往往前功尽弃,梦想不能实现。为了心中的梦想,我发誓今生要做一名出色的前锋,时刻准备着:为梦想而战。

此刻,我的泪水再次流了下来。

(杨向荣摘自《中国大学生》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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