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哪一类市场经济过渡?

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公共论丛”第五辑《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中，刊登了经济学者周其仁的《向哪一类市场经济过渡》一文，区分了两类市场概念。

周其仁首先介绍了布罗代尔的两类市场概念，即初级市场和上层交换。初级市场很简单，就是集市贸易。从生产和消费来讲，集市贸易似乎并不经济。但将买者和卖者集中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规则。价格可以显示出来，而且货物质量的考核难题，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公开性、透明度等方面得到解决。集贸市场以一个相当低的制度费用达到交易的公开性和公平性，没有人能获得“超额利润”。

因此，根据布罗代尔的理论，初级市场和“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初级市场在世界各地，在各个不同的经济时代都是存在的。但是另一类交换，也就是布氏讲的上层交换，情况就不同了。布罗代尔所谓的上层交易，是不断避开市场竞争的交换。许多人上了经济学家的当，以为讲竞争构成效率之源，就意味着市场中人都喜欢竞争。其实，没有人喜欢竞争。市场中人更不喜欢竞争，除非没有办法。实际上市场中的许多活动都是为了躲避竞争。商人们的一种行为是投入竞争，另一类行为则是不让别人参与自己领先的商业活动，用各种办法，比如严守商业秘密。布氏在研究欧洲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时发现，与市场活动并行发展的是他称之为“反市场”的商业活动。这里，“反市场”行为并不是政府关闭市场，而是商人避开市场竞争的活动。在公开的集市贸易上不会有巨额的超额利润。导致商人们真正致富的，都是因为避开竞争活动的成功的“反市场”动作。

布氏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避开市场竞争的交换有关。而真正的问题也产生在这里。一类避开竞争的办法是依靠官府的保护，一小部分商人获得特许权。还有一种避开竞争的方向是连续不断地创新。就是有一部分商人不断在技术或组织上创新，从而在别人还来不及做反应之前“独占”市场机会。布罗代尔与同样强调创新功能的熊彼特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更强调社会机构对创新的允许或“容忍”，而不赞成对企业家敬若神明。

周其仁认为：通过不同路径积累的财富对经济的长程发展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种是通过特许权而获得在市场交易中的垄断地位，并获得垄断利润，最终变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周引汪丁丁一篇文章称，从静态来看官商勾结并没有什么效率损失，但从动态讲，官商勾结类型会消减企业家创造性能量的发挥。与此相区别，创新所驱动的增长会增加经济的总的机会，因此底层的普通人可以搭便车分享企业家的创新成果，市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扩大。

社会经济发展的上述两条路径，创新利润驱动增长和特许权经济，是“一鸡不死、一鸡不鸣”的关系。如果不将商人勾结官府获得特许权和再分配财富的路径堵死的话，人们通过技术和市场创新来获利的路径是不可能真正开通的。中国、印度等经济既不是历史上初级市场交换不发达，也不是缺乏企业家。但是特许权驱动的利润增长模式抑制了创新驱动增长。通过特许权获得垄断利润的路线发财太容易了，谁有心思和“耐性”去琢磨技术和市场?目前的中国，两种模式并存，商人或者叫作企业家的，差不多都是既争取特许权，又开发技术和市场。因此，问题不是中国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是中国会向哪一类市场经济过渡。

(杨青)

林贤治谈“叶公好鲁迅”

《自由交流》第三期刊出林贤治、李辉关于鲁迅的讨论文章《人最重要的是生活》，其中林贤治认为鲁迅代表着一种真正的传统，这种传统应当与所谓儒家的老传统区别开来。

林贤治说：鲁迅作为传统是中国历史中新出现的东西，他所开创、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传统也必将在下一世纪得到延续，因为其中对真理、对自由民主科学的追求、对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的追求，包括人性的建设与完善是不会中断的。鲁迅的传统是真正的现代传统。

林贤治认为：这个传统的延续不可能很顺利，是有阻力，甚至有风险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长期性和艰难性，从这样一个侧面也可以观察得到。我们现在这半年多都在谈自由主义，我们一直谈胡适等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对这帮人我一直是有看法的。鲁迅跟他们很大的不同，就在对权力的距离上面。我觉得现代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对权力的疏离感和对立感是很重要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个权力的需要。像丁文江，他学地质的，后来到政府去，他要建立好政府，与其让别人占领这个政府，倒不如让我们进去，使这个政府的工作科学化，这种操作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

针对有人说“一个鲁迅是可以的，如果都是鲁迅就麻烦了”的说法，针对有人说社会虽然也需要鲁迅这样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但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这样，社会的运转就会出现一些故障的看法，林贤治认为：权力和权力的运作在人类社会中，至少在可预见的年代里是必然存在的。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行，进入权力核心的人肯定是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也是肯定的。但这里面我们还要强调知识分子的那种批判性，惟有这样，权力者的违背人性、民意和科学的做法才能得以矫正。这叫被迫选择。因此，难得像鲁迅这样的异议者，中国一百年出现了多少个呢?五十年出现了多少个呢?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呢?在这里，“叶公好龙”变成了“叶公好鲁迅”，实在有一种悲剧性。

(吴晓)

马尔克斯办杂志

年已七十二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买下业务亏损的新闻周刊杂志，并回到“初恋”——新闻工作的岗位，与年轻记者共同拼搏。

对马尔克斯来说，这个决定很完美。据《纽约时报》报道，马尔克斯想过用诺贝尔奖金办一份报纸，取名《其他》，因此，当一群走投无路的年轻新闻从业员请求他买下“Cambio”新闻杂志时，他高兴地接受了。他说：“新闻从业员是我唯一喜欢的生意，而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是新闻从业员。”1967年以《百年孤寂》奠定文坛地位之前，马尔克斯是在新闻线上讨生活，“可是，当我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没有人敢雇用我，因为我太贵了。所以，我要自己掏腰包发表文章。”

马尔克斯成了“Cambio”的董事之一，也是主要股东。他负责审稿与照片。当政府与左翼人士进行和平谈判时，他忍不住与年轻记者们前往现场报道。马尔克斯不介意有没有署名，但他的存在引起了骚动，记者们不把他当同业，而是新闻人物!据该新闻杂志新主编说，有了诺贝尔级记者的好处是，所有的门都向马尔克斯敞开，他也懂得怎样利用这些渠道。当然，因为名气够大，有更多机会对政府首脑及商业领袖们进行独家采访。

通过新管道，马尔克斯发表的关于时事与国际新闻的观点文章，时常为其他报章杂志转载。比如：为美国克林顿总统“性丑闻”辩护的文章，认为外遇是一般普通男人背着妻子所做的事，调查事件剥夺了外遇及承认它的权利等。

阔别新闻业四十年，马尔克斯对通宵采访、写作，赶截稿时间的感觉是——“简直太美妙了!”

(刘立)

哈维尔与布罗茨基之争

在香港素叶出版社出版的《必要的角度》(黄灿然著)一书中，介绍了捷克剧作家、现总统哈维尔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的一次争论。

哈维尔1993年在《纽约书评》发表一篇演讲，叫作《后共产主义的恶梦》。哈维尔把东欧共产主义全线崩溃后的混乱局面称为“后共产主义”，并提出一些在布罗茨基看来是“冠冕堂皇”的解决办法。哈维尔把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前的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共产主义的本质，同时指责说，民主国家在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时采取的袖手旁观等于是在回避一种不方便——如当年他对抗极权制度时一般人见到他便避之唯恐不及。对此布罗茨基不能苟同，并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封致哈维尔的长篇公开信。布罗茨基认为，哈维尔是在推诿责任。“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简言之，在布罗茨基看来，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并非外在的魔鬼，而是人性的邪恶，这种邪恶换上另一个名词也是同样要发生的。布罗茨基建议，面对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混乱局面，应多一点自省，少一点哈维尔所谓的“新理解”、“全球责任”、“多元变位文化”等名堂，因为这些名堂是建立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而布罗茨基认为，人性的堕落才是真正的要害。“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承认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类学上的倒退已于本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而不必理会是谁或是什么引发它的?”

有人认为：按理说，像布罗茨基这种极有修养的人，是不会也不屑于给什么总统写公开信的。但是，布罗茨基同时是一位坚信文学可以抗拒邪恶拯救个人(如果不是拯救整个人类)的诗人。而作为一位有成就的作家的哈维尔总统，竟然用一般政客的蛊惑人心的政治术语来解释世界，这使布罗茨基受不了。哈维尔也在同期刊物上发表了答复，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乃是误会。哈维尔对误会的解释很模糊。误会的核心似乎在于哈维尔具有双重身份，他那篇演讲是以总统身份也即是以蛊惑人心的政治术语——发表的，而布罗茨基则以作家的标准来衡量哈维尔那篇演讲。

(周兵)

“地理大发现”再讨论

由三联书店出版、作家张承志主编的《人文地理》杂志已推出试刊号第一期。引人注目的是本期设有“地理大发现”的再讨论专辑，发表了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学者的一组文章，对地理学的形成过程进行“知识考古”，对隐藏在这一“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偏见给予了清理与批判，力图恢复人民的和人道的历史视角。这组文章无疑表达了编者的知识原则与知识旨趣，给中国的地理学、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陈胜利)